舊秩序在本傑明·迪斯雷利這裡找到了自身的捍衛者，在三十多年中他是保守黨的領袖，儘管他最早是個激進分子，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曾為《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過出過力。他是一個西班牙猶太人家庭的後裔，這家人從西班牙逃到威尼斯，1748移居英國。他似乎最不可能成為領導一個土地貴族政黨的人。很難想像一個人物比這個希伯來人更不像英國人，因為英國人看重血統，而他幾乎沒有一樣來源於英國的土壤：異國的容貌，奇異的穿著，一頭捲髮，浪漫的想像力和東方人的氣質。
作為保守黨人的領袖和自由黨人（這個詞在其現代意義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68年）的對立面，他必定對改革持否定態度，而把增強君主制和帝國作為奮鬥的事業。這兩者都對他的東方人性格有吸引力。然而，1870年後王權的實際權力在不斷下降，而其符號價值增加。迪斯雷利心智的最大特質之一就是具有諷刺意味，而他一生中的一個諷刺就是幫助通過《改革法案》而削弱了王權的政治影響力。不過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他的想像力和行為，到19世紀末，維多利亞幾乎被神化，帝國主義變得囂張起來。
1868年，迪斯雷利與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之間長期的政治角逐拉開了序幕。德比勛爵辭去首相一職，迪斯雷利繼任，同時，羅素勛爵退休，把自由黨領導人的位置讓給了格萊斯頓。沒有比這兩人之間的對立更引人注目，他們將長期主導英國政局。兩人都有巨大的勇氣，也能做出最大膽的政治行動，但是，如果說迪斯雷利是一個最狡猾的精算師，那麼格萊斯頓一旦根據目標下定決心，就會像公牛一樣瘋狂地奔向它。兩人之間的差別可以從長相中看得出來：格萊斯頓大頭，方下巴；迪斯雷利長臉，瘦削，鷹鉤鼻。迪斯雷利為帝國成就了許多輝煌，但人們能夠感覺到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冒險家的氣質。幾乎所有的政治領袖個人都是雄心勃勃的，這也是合理的，但就格萊斯頓而言，雖然他身上存在很多前後矛盾的地方，我們卻能感覺到一種異乎尋常的政治品格的統一。約翰·莫利（JohnMorley）這樣寫到，他「不僅是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是一股道德力量」。在他一生中，他更像是從道德和宗教的立場看待事物，而不是透過政治眼鏡。這樣一個在財政和演講領域有著完美能力的人，在長期的維多利亞統治時期擔任首相的時間總計超過任何人，使那個時代在歷史中熠熠生輝。
當迪斯雷利1868年2月就任首相時，自由黨人很清楚地意識到應該採取切實措施來緩和愛爾蘭的動亂了。愛爾蘭問題還是那個老樣子，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一系列暴行又將它再次帶到了舞台中央。一個秘密社團已經形成，成員被稱為芬尼亞（Fenians），主要從美國的愛爾蘭移民中招募，他們在美國內戰期間曾在軍隊服役，在軍隊被解散後又回到愛爾蘭，利用他們的軍事經驗為英國當局製造麻煩。
愛爾蘭人對英國的諸多不滿之一，就是愛爾蘭人必須向英國教會繳納什一稅。在迪斯雷利短暫的內閣期間 ，格萊斯頓提出了一份在愛爾蘭廢除英國國教制的法案，雖然沒有其他忠實的國教會成員支持他。然而，他認為把在英格蘭合理正確的東西放到天主教徒占絕大多數的愛爾蘭並不合理。迪斯雷利解散了議會，因為根據最近的《改革法案》的條款，他無論如何也必須這樣做，結果在大選中自由黨人贏得了明顯多數，格萊斯頓任首相。他在1868年12月組建了自己的內閣，並成功在1869年會期在愛爾蘭完全廢除了國教制，並沒收了那裡英國國教會超過半數的基金。他的這一舉動幾乎沒有遇到反對，甚至在包括數位主教的上議院。全國，包括根據《1867年改革法案》新增的選民，對這個選舉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公決，結果證明擴大民主之後的第一次行動是一個正義行動。一代人以前，這樣的法案註定會被否決。現在年近花甲的格萊斯頓能力正盛，雖然在他傳奇的政治生涯中，他還將以八十四歲高齡再次成為首相。
雖說英格蘭一般民眾和教會的既得利益者支持格萊斯頓消除愛爾蘭的宗教不滿，但這兩個島上的土地利益如此強大，以至於不能允許他對土地問題施展拳腳。愛爾蘭地主自然不希望被打攪，而英國不理解為什麼只隔著一個海峽，地主和佃農間的關係就迥然有別，他們擔心如果政府消除了愛爾蘭農民正當的不滿，自己可能失去一些權利和特權。格萊斯頓可以通過立法略微改善一下情況，但根本上的不義還將持續到下一代人。《1870年土地法》要求，如果農民自付成本提高收成，以及不是由於不支付租金而土地被驅逐，地主需支付佃農一定的補償金。然而，由於地主們能夠發揮的影響力，即使往前的這一小步，都沒有取得預期的實效。
除了在愛爾蘭廢除聖公會的國教地位，首屆格萊斯頓政府還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值得稱讚的改革。首先是由 W.E.福斯特提出的著名的《教育法》。在英格蘭，國教會始終堅持著對教育的控制，但整個教育系統，部分屬於教會，部分屬於國家，雜亂無章。全國只有大約一半的兒童接受了教育，極不充分。《1867年改革法案》廣泛地擴大了工人階級和下層階級的選舉權，但又提出了新的問題，似乎開始出現了一個異常現象，那就是，拒絕給予一個人學習讀寫的機會，卻授予他選擇帝國統治者的權力！此外，新的自由黨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來自這兩個階級以及那些一直反對教會嚴格控制中小學和大學的不從國教者。這不僅是一個徵稅和教育理論問題，而且摻雜著所有由來已久的既得利益和宗教衝突的怨仇。
1870年通過的《福斯特法案》旨在取悅於雙方，如同大多數兩面討好的法案，結果讓雙方都不滿意，但它是英國教育史上一個偉大的進步和里程碑。對教會的撥款增加了一倍，因此它被明顯地確保成為國民教育體系中一個永久的組成部分，同時這個體系中的空白部分，例如地理和其他科目，則由一個非宗教學校的教育體系補充，它們由地方稅收撥款並由民選的地方董事會管理。直到1880年，每個英國兒童才必須接受義務教育，十年後義務教育才完全免費，但19世紀早期不體面的狀況至少正在改善，從1870年到1890年，小學入學率超過了三倍。
雖然英國將在科學教育上遠遠落後於德國和美國，然而在1850年到1882年之間，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18世紀的冷漠。通過1871年格萊斯頓政府頒布的新《大學學位考試條例》，學術職位對所有學者開放，不管他們信仰何種宗教。十幾年後，在議會而不是教會的指導下，英國大學都建成了現代形式的大學，但英國已經付出代價，而且還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因為在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它遲遲未能滿足教育的需求。
高等教育，包括女子大學和面向地方的大學推廣運動，加上與教會無關的新地方大學，都對英國生活的許多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已經提到印度文官隊伍的改進，但英國國內的文官隊伍，與美國今天的情況大體相似，仍然存在家族保護和政治上的任人唯親。然而1870年，喜歡砍樹的格萊斯頓砍倒了恩庇（patronage）這棵巨大的見血封喉毒樹，幾乎所有公職都必須通過考試競爭上崗。這就是說，在現在的英國，政府的更替導致差不多一百名官員失去公職。任何務實的政治家都會看出這種情況與美國的差別。在美國，各種部門、各種級別的數十萬公職人員依賴於執政黨才有這份工作，一旦大選中政黨輪替，他們肯定會被人取代。也許經過兩代人的時間適應了自己的制度之後，美國人比英國人更明白這個措施對公共生活的驚人效應。不僅是公共服務的質量大大提高，而且使得政治生活最為貶值的因素之一被消除了。
與前面提到的改革同時出台的另一項改革是1871年廢除了陸軍中的職銜購買制度。任何級別的職銜都是一筆資產，除非支付職銜的先前擁有者開出的價格，一個軍官才能獲得委任或晉銜，雖然這些價格都是標準化的。這一制度的影響所及是顯而易見的，不僅軍官當然地反對任何改變，那將剝奪他們的財產，即使女王和她的堂弟，擔任陸軍總司令的劍橋公爵，也同樣反對。
在這個典型地體現18世紀對公共服務的態度的制度里，有一個奇怪而危險的例外。只有活著的軍官才能出售他的職銜。如果他死了或在行動中喪生，他的「投資」就變得一文不值，他的家人也一無所獲。無論是出於軍隊挑選和提拔軍官的效率，還是為了戰爭中的表現，都不可能設計出比這個更差的制度。只有通過讓那個無能的公爵繼續擔任總司令直到1895年，這個制度才能被廢除，這一事實表明該有多少18世紀的東西延續到了19世紀末。
格萊斯頓，由於在愛爾蘭廢除國教制，以及《土地法案》《教育法》和《陸軍法》，失去了許多支持者的同情，但自由黨的大多數成員支持他的另一項改革。選舉權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了自由投票的問題。這個階級的成員大多依賴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