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轉折之年 1876年改革:最大的一步

在國內,儘管有1857年和1866年的金融危機以及由美國內戰引起的「棉荒」,帝國的財富正迅速增加。英國很快從這兩次恐慌中恢複過來,但有一段時間,蘭開夏的紡織工人陷入困境,原因是從美國南部邦聯運輸棉花的船運幾乎完全中斷了,而那裡是英格蘭最大行業之一的唯一原材料來源。在1861~1862年冬季,據說有50萬人正受到公共和私人慈善的援助,到1863年,有必要開辦公共事業了,政府貸款150萬英鎊,私人捐款達到近200萬英鎊。然而,就像往常一樣,稀缺和高價催生新貨源,當棉花從埃及和東方輸入之後,情況開始好轉。兩年危機中困苦的工人應該還是老樣子,總體上,合眾國最堅定的英國支持者大談他們理解大問題的能力和對民主的信仰。我們完全可以將他們的態度與新的《改革法案》的通過聯繫起來,我們現在就對其進行討論。

到1860年,皮爾發展自由貿易的工作已經由格萊斯頓完成。所有的出口關稅和幾乎所有的進口壁壘都被廢除了。英國不僅引領工業革命和機器時代,而且是第一個把迅速擴張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開放給其貿易夥伴的國家。印度迫切需要棉織品,快速成長的美國需要鋼鐵和其他製成品,帝國的海外地區也需要大量的鋼鐵和其他製成品,它們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其國內滿足自身生產需求的能力。英國工廠開足馬力,英國的船運和商貿也大幅攀升,直到1870年所有領域都達到頂峰。在這一年以後,英國才失去對比所有其他國家的領先地位。

歷史學家很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兩年前的一項發現最後將機器時代轉變成今天的化學時代,給所有國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1868年,茜素作為一種新材料,一種用於染色的合成化合物,被投入商業化生產。這被證明是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為它是首次用人造化合物替代自然產物。幾乎在公眾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新的化學物質一個接一個地被發現,直到這一過程達到極點——1913年在德國,哈伯 和博施 完成了大氣中氮元素的人工固化,這被一些化學家認為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現。這一發現讓德國擺脫了對智利硝石的依賴,助推世界大戰的發生,並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雖然那時還沒有人意識到,但這箇舊式的政治、舊式的戰爭以及在機器時代條件下獲得商業成功機會的世界,其命運已由1868年的發現及其後續事件所註定。

與此同時,世界在不知不覺中繼續向前發展。1849年、1851年相繼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導致物價快速上漲。世界黃金供給的巨額增加引起了通常的通脹效應,只有16世紀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魯後從南美洲大量進口黃金可與之匹敵。幾乎更加重要的是1850年代支票的採用,它與增加貨幣具有相同的效應。

在同一時期,貝塞麥鍊鋼法的發明導致該產業的整體轉型,以及人口的大量變動。英國鐵路由1833年的208英里增加到1873年的1.4萬英里,鋼鐵和其他產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伴隨商品的大量出口,還有對外投資的增加,從1850年的大約3億英鎊增加到1875年的至少12億英鎊。英國不僅成為世界工場,而且是世界的銀行家。

即使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農業還是持續繁榮到1875年,儘管由於耕種方法的改進和工資增長速度不及其他行業的工人而導致農業工人的數量有所下降。城市快速增長,發展製造業的城市的數量也迅速增多。收入和社會地位變化的最顯著特徵之一,是中產階級和職業階層的大幅增加。作為財富增長的一個證據,僕人的數量從1851年的90萬增加到1871年的150萬,雖然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維持他們的費用已大大增加。

在那個時期,工會運動也呈現出了全新的面貌。年長的人大部分是憲章派和社會主義者,但年輕一代更為保守,正如木匠與細木工聯合會宣布的,他們的目標是「尊敬他人和受人尊敬」。這句話典型地反映了工會運動的變化,雖然其中也有一些危及工會運動本身的駭人聽聞的事件。實際上工會運動採取了一種新形式,這種形式持續了半個世紀左右,被勞工本身正式承認的第一屆工會代表大會於1868年舉行。這個時期也產生了大量合作社和合作商店,較之於工會,更受議會青睞。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的宣傳和工作在十年後開始產生重大影響了,因為它有數百萬份的發行量,讀者主要是工人階級,雖然在1847年停止了。這些宣傳不再激進,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普遍繁榮以及實際工資(即購買力)在那二十五年中增長近33%。

然而在改善工人階級的條件方面,作為較少,無論是關於衛生、工作時間的立法還是其他事項,除了早期的《工廠法》被擴展到更多的行業。帕默斯頓對這種事情不感興趣,只要他在公共生活中還是主導人物,就很難指望有什麼國內改革。然而很明顯,英國的情況正在迅速改變。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給予了中產階級選舉權,但工人階級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其間,英國已經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工人階級不僅數量大幅增加,而且受過更好的教育,也更加清醒和保守。作為「兩個英國人」另一半的迪斯雷利,不可能永遠被晾在一邊。

議會對工會懷有敵意,因為很多工會把自己稱為互助會(Friendly Societies),但王座法院裁定《互助會法》不適用於他們之後,工人們斷定,出於這種或那種原因,讓工聯主義有效且安全的唯一辦法就是獲得立法過程中的發言權。進一步擴大選舉權的問題,只要帕默斯頓在世就會一直原地踏步,但現在成為一個活躍的問題。甚至在帕默斯頓去世前,格萊斯頓已經宣布「只要不是出於某種個人不勝任或政治危險的考慮而可能被剝奪資格,每個人在道義上都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利」。由於這個建議支持廣泛擴大選舉權,他失去了在牛津大學選區的席位。

儘管有早期的《改革法案》、廢除了《穀物法》,以及其他發生在此前大約二十五年的事情,英國仍然主要受土地利益的支配。不僅有舊時的富豪和望族,而且中產階級的一些人和商業或製造業新富,在發財和產生社會政治抱負之後,會購買地產並試圖使自己融入郡的社交界,這是在英國一直存在的一種上升之路,而不是通過倫敦。然而,單獨由地主來統治一個工業大國,越來越顯得太過有悖情理。

到1865年,羅素,現在應該稱為羅素伯爵,成為英國首相,格萊斯頓任下議院領袖。格萊斯頓1864年的演講給這個國家帶來了震撼,他提出了一項法案,意在降低自治市和郡的選舉權要求。雖然這項法案如此溫和,以至於讓改革派完全不滿意,但下議院對此不感興趣,結果內閣辭職。而在辯論中,保守黨人羅伯特·勞引起了一場危機,他要求排除所有工人階級的選舉權,理由是他們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不適合。

約翰·布萊特立即帶領工人階級就他們認為所遭受到的侮辱進行憤怒的反抗。唯一發生的一次暴力事件是拆毀了海德公園的欄杆,原因是當局不允許在此集會。而在工業化的北部地區,和平集會和遊行的人數多達二十萬。布萊特在集會上發表演說,使得最反動的富人也認真加以考慮,如同他們在1832年慶幸地做出的反應一樣。再一次,英國所有階級證明了他們有能力通過妥協和讓步防止大災難的發生。新內閣由保守黨人組成,但他們不敢解散議會舉行大選,儘管他們在下議院只佔少數。首先必須採取措施平息羅伯特·勞給他們帶來的風波,縱使他們可能不得不在這個過程中完全改變原來的政策。他們因反對了一個溫和的改革法案而上台,現在他們必須制定一個更加激烈的法案。

考慮到國家的現狀,作為內閣「移動大腦」的迪斯雷利沒有猶豫多久,雖然德比勛爵才是首相。由他提出的法案,經過下議院的大幅修改,最終在上議院表決通過,這標誌著迄今為止英國向民主邁出了最大的一步。在城鎮中,居民投票制度已基本建立,甚至租住者如果連續在某地居住一定時間並每年支付十英鎊的租金,也被允許投票。在自治市,所有納稅的男性公民都有選舉權。在郡,這種選舉權也明顯地擴大了範圍。不幸的是,農業勞動者仍然被排除在外。但工人終於獲得直接代表權,在下一年,即1868年,這種變化也擴展到愛爾蘭和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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