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另一個新興大國正在崛起，但受到消亡的威脅，而英國政治家同樣沒有意識到瀕臨的危險，甚至包括越來越傾向自由主義的格萊斯頓。英美關係無論如何都很糟糕，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回到1860年的形勢，它與1940年的截然不同，即使現在英國人對美國歷史、制度和文化知識也是驚人地缺乏。然而，在較早的時期，兩國人民只是通過偏見和仇怨的記憶了解對方，曾經有過導致革命和獨立的爭吵，以及圍繞違反《和平條約》、1812年戰爭、邊境糾紛、麥克勞德事件等多年的爭吵，甚至還有戰爭的危險。
美國還是一個年輕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還很原始和蒙昧，雖然對自己潛在的實力和未開發的資源感到自豪，但有著年輕國家的過分敏感，對於諸如狄更斯和特羅洛普夫人這樣的英國遊客的不公正批評深感惱怒。跨大西洋旅遊或跨國婚姻的時代尚未到來。兩國人民互相了解的第一手社會知識少得可憐。總是傾向於認為殖民地居民比自己劣等的英國上層社會，更看低美國人，認為他們只不過是脫離帝國體系的殖民地居民，還建立了社會的民主。在英國保守人士看來，這種社會民主甚至比美國的政治體系更加令人厭惡。
這就是當時的處境，在經過二十年日益加劇的緊張之後，美國終於被內戰撕裂了。內戰雙方涇渭分明，自由州大致在北緯四十度以北，而蓄奴州在這條線以南，除了堪薩斯州雖在南部，但屬於自由州。馬里蘭州和特拉華州都是南部的蓄奴州，但在戰爭中保留在聯邦陣營內。雖然各個州的意見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正是這種分歧把國家一分為二，聯邦（Union）和邦聯（federacy）實際上是他們不同意見的集合。
每一部分在一個半世紀左右以來，都在發展著一種經濟體系和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為此，土壤、氣候、教育和其他因素已經與奴隸制緊密融合在一起。奴隸制被證明在南部大種植園是能帶來經濟利益的，但與北方的小型農場以及工商業文化不相適應。作為19世紀中期全面改革和人道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北方反對奴隸制的情緒日益高漲。這種制度是英國政府和皇家非洲公司在早期強加給美洲，英國把自己在西印度群島解放奴隸的行為與美國繼續使用奴隸的做法進行對比是不合理的。在帝國的一小片區域里解放奴隸並從少量的奴隸主手裡買下價值2000萬英鎊的奴隸，與美國所處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兩個問題。美國有400萬黑人，市場價值約為3億英鎊，他們構成了超過600萬白人——在某種程度上，通過貿易，也是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和整個生活方式的基礎。而且必須指出，解放牙買加的奴隸雖然是高尚的行為，但結果不僅導致了巨大的經濟問題，而且導致白人必然放棄自治的努力，使得牙買加成為一個英國直轄殖民地（ y）。如果把牙買加的局勢放大到美國的規模，就不難理解美國問題了。
但還有個問題攸關成敗。很少有歐洲人掌握一個事實，即美國存在雙重政體，它同時是一個由主權州組成的聯邦（federal union），和一個權力直接來源於作為整體的人民而非各州的公民的國家（nation）。南方各州主張要求脫離權時強調的是合眾國的聯邦性質，而北方各州強調的是合眾國的人民基礎。問題在於，美國究竟是一個國家，還是僅僅是一個主權州的聯盟，隨時可以因任何一個成員的行動而分離？在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利益多元的國家，地方主義的危險總是存在，如果允許各州有脫離聯邦的權利，這個國家會不可避免地解體，迄今世界上嘗試過的最大規模的自治和民主實驗將以失敗告終。在英國上層階級中大部分人都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很多人即使意識到，也會歡迎這個民主大國的瓦解，因為他們擔心美國的示範會給舊世界的制度帶來威脅。他們也認為北方不可能取得勝利，即使獲勝，也只是通過武力重塑一個自由、統一的國家。挽救這個大規模民主實驗的核心問題，雖然被一些上層階級人士和政治家看到了，典型如約翰·布萊特，但就絕大部分而言，看得更清楚的是勞動階級，哪怕是那些因戰爭引起的「棉荒」而受損最大的人，美國對於他們和他們的領導者是相當虧欠的。而當林肯在就職演講中宣布，他不管什麼奴隸制，他的使命就是維護合眾國時，就絕大部分而言，上層階級的意見，包括《泰晤士報》這樣的報紙，轉而反對北方。
應該指出，即使許多美國人自己，也對戰爭問題感到困惑，而在大洋彼岸，來自英國上層階級看似幾乎一致的敵對輿論，因其表面的一致和尖刻，其惡劣影響將要持續多年。不過，英國政府的態度多半是冷漠而正確的。羅素立即宣布英國保持中立，這種中立態度貫穿了整個戰爭過程。
1861年發生的一件事幾乎引燃戰火。南部邦聯希望贏得英國人更積極的同情，於是派出兩名代表梅森和斯萊德爾出使倫敦。在成功抵達哈瓦那之後，他們登上了英國郵輪特倫特號，當被美國軍艦逼停後，郵輪的船長威爾克斯交出了這兩名代表。他的行為完全未經授權，當然是非法的，但北方欣喜若狂。雖然這兩個人實際上沒有完成什麼重要的任務，但捕獲他們意味著對敵人的一個打擊，比在獅子（Lion）尾巴上打個結還要爽快。然而，不列顛之獅發出了一種瘋狂和完全正當的咆哮。大約一萬五千人的部隊奉命抵達加拿大，並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措辭嚴厲的照會，幸好艾伯特親王為這份照會稍微緩和了些語氣。雖然一些政府官員，甚至國會，都迫不及待地讚揚了抓捕南方代表的艦長，但林肯對此事不予置評，保持頭腦冷靜。根據要求，這兩名代表被移交給一艘英國商船，雖然雙方的感情更加惡化，事件終於慶幸地平息了。戰爭被驚險地避過，羅素和帕默斯頓已經站出來反對英國過激輿論，林肯和西沃德也在美國力排眾議。多虧當時沒有電話和無線電，通訊的延遲給了雙方冷靜的時間。
雖然隨著美國內戰一年一年地進行，英國內閣不時地討論干涉的可能性，但從未提出任何提案，而且林肯於1863年1月1日發布的解放南方奴隸的宣言對大部分英國輿論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經過特倫特號事件後，兩國唯一一次又接近可能的戰爭的時刻與在利物浦建造的艦船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是亞拉巴馬號。雖然明知作為中立國在英國港口為交戰雙方建造軍用艦船是非法的，但英國還是不顧美國公使的抗議，建造了兩艘較小的艦船，當時獲准不帶武器出航，後來裝備武器後，給北方航運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更重要的是亞拉巴馬號，在船塢里已經有了這個命名，但僅記錄為第290號船，它於1862年5月出海。在竣工階段，美國公使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就不斷向英國外交部遞交相關證據，但英國外交部採取了拖沓敷衍的辦法，有時則將這些證據文件轉交給利物浦的港口當局，無恥地偏向南方。亞當斯出示了更多證據，著名律師羅伯特·科利爾爵士宣布那些絕對可信，羅素後來承認他應該接受這些證據並停止建造這艘船，但王國政府司法官員持不同意見。
最後有一個新證據呈交給王室首席法律顧問約翰·哈丁爵士，一位對海軍事務特別有見識的法律官員。不幸的是他剛好精神失常了，但只有哈丁太太知道，並將這件事，以及不幸地還有那些文件，保密了五天。一旦這些文件到羅素手中，他和其他內閣成員立即意識到證據確鑿，軍艦必須立即扣押。雖然有人提醒，但亞拉巴馬號在未完工的情況下出航，還是給北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據估計，直接損失超過三百萬英鎊，我們後面會了解到此事。亞當斯後來免除了對羅素和英國政府有意放走這艘軍艦的追責，但這個事件，撇開哈丁的精神失常和哈丁太太的疏忽不談，自始至終被一再拖延且手法拙劣，而且在最後關頭，當果決和保密至關重要時，一定是有人泄了密。
就在亞拉巴馬號出航的同一周，萊爾德造船廠的同一批工匠已經開始為另外兩艘船安裝撞角，它們將是海上最強大的艦艇。這兩艘軍艦非常危險，因為斯萊德爾已證明這兩艘已移交給一家法國銀行的軍艦，是為埃及帕夏建造的。我們不能深入交易的複雜細節以及亞當斯與羅素和英國政府的談判細節。最後，一艘撞角船出海了，另一艘即將完工。亞當斯最後絕望地向羅素髮送了一份簡短的照會，重申他的要求，這兩艘撞角船必須扣押，並補充說，如果它們出海，「無需我對閣下贅言，這就是戰爭」。
這份照會也許不是政府決策的決定因素。羅素已經在亞拉巴馬號事件上吃了苦頭，這次真的不想再引火燒身。他可能對亞當斯承認這些證據是確鑿的，但不能夠成為法律依據，而且如果這些軍艦不屬於南部邦聯，英國政府逮住它們，將很容易使自己招致巨大損失。然而北方終於開始贏得一些重要的勝利，而一場叛亂趁勢在波蘭發生，它可能導致歐洲列強的關係重組。此時，羅素決定撇開法律證據，英國政府從萊爾德造船廠以22.5萬英鎊買下這兩艘撞角軍艦。事實上在收到亞當斯照會的四天前，羅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