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其本土人口眾多，英國人口差不多就是一支守備部隊，總是出現與其他自治領和殖民地不一樣的問題。1857年的一些可怕事件，被證明是這個國家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最好記住，那場大兵變是軍事事件，而不是平民叛亂，雖然在導致事件發生的多種因素中，有一些具有民事性質。達爾豪西勛爵擔任總督期間進行了許多改革，並且建成了英式的國家總體架構。例如，遠在英國國內行政部門達到同等水平之前，整個印度的文官都要在英國公開進行競爭性考試。但是在很多方面達爾豪西推進得太快，超越了印度人的輿論和偏見。
印度的一些土邦只不過是世襲封建政權，為暴虐、腐化的統治者所掌控。在英國的這個邊疆里也有大土地所有者，他們不是英國意義上的地主，而是從不幸的農夫身上榨取一切可能的財富。為了糾正土地所有者的濫權，達爾豪西動用他的特權，不承認收養的繼承人。當地統治者通過這種對自己有很大優勢的手段能夠永續他們的弊政，即使沒有自己的子嗣。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希望這種「失效」（lapse）政策，將逐步帶來一個更加統一和簡單的政府，而這樣一個統一政府，連同一些名義上還是獨立的當地土邦，被認為將能為一個自由的農民階級提供更好的條件，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為達到這一目的，一個委員會受到任命去調查頭銜，在德乾地區沒收了近兩萬個大莊園。自然所有這些動作引起了大量的不滿。否認收養繼承人的做法與古老習俗截然對立，而且一些頭銜可疑或者貪婪的地主，對於失去他們有權主張的財產怒不可遏。毫無疑問，在這個事件中，也存在許多對個人不公正的案例。
此外，印度認為它被西化得太快了，沒有顧及它的信仰和習俗。新建的鐵路，尤其是電報——後者在兵變中拯救了印度帝國——被視為惡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如同譴責基督教傳教士的很多行為一樣，認為許多新法律會破壞種姓制度以及他們的宗教生活和家庭生活。然而，在過去數百年來都未能統一的印度，總有一些群體，他們彼此之間不滿，同時也對英國人怨聲載道。要是軍隊中沒有這些特殊的抱怨，可能就不會有反叛的發生。
根據「失效」政策，好幾個土邦被兼并了，其中包括奧德這個大省，被接管的原因在於其統治者嚴重治理不善。僅僅這個省就為孟加拉軍團貢獻了大約四萬名士兵，同時也是在這個省和這個軍團，不滿情緒最突出。無論如何，這個軍團的士氣和忠誠度已嚴重下降。當1856年坎寧勛爵接替達爾豪西出任總督時，他發現幾乎不可能將部隊調到緬甸服役，因此他修改了服役條例，以便新兵不得不同意到任何指定地區服役。
如此在國外服役，他們看到了喪失他們的特權地位——也許還有種姓——的可能性。這裡要提請注意的是，種姓制度不僅僅依賴於道德生活或信仰，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純粹的物理行為的複雜分類，如與其他種姓的人的接觸、食用被禁止的食物等。規模不大的英國軍隊已經被克里米亞戰爭和其他地方對部隊的需要大大地消耗了。在所謂的孟加拉軍團駐守的遼闊區域，英國兵與印度兵或者叫土著兵的比例大約是1:25。印度人對英國的真實實力也有一些荒謬的看法，據說許多人認為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已經在印度。雖然英國的軍官仍然幾乎完全信任土著軍團，孟加拉軍團仍感憤懣，在瀕臨兵變之時，英國所犯的一個愚蠢的錯誤點燃了導火索。
我們已經提到過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倫敦軍事當局表現出的無能，以及在印度人們害怕因吃某些禁食而失去種姓。還要提請注意的是，種姓制度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體制，而是失去宗教種姓，即使是無辜引起的，意味著最嚴厲的懲罰，不僅針對今生，還有來世。就在孟加拉軍團的情況處於最糟糕的時候，部隊引進了新的恩菲爾德式步槍，使用它時要求用牙咬掉子彈一端的塗油包裝紙。據說，而且不幸屬實，所用的潤滑油是由牛脂和豬油製成的。英國人故意這樣做是想打破印度士兵的種姓並侮辱穆斯林，因為印度教視母牛為神聖，豬則是穆斯林的禁忌。這樣兩者被統一在對立中。英國人沒想到這一點，但危害已經造成。
第十九步兵團拒絕使用這種子彈並拒絕服從解散的命令，第三十四步兵團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不服從越來越多，但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緩和士兵的情緒。當第三騎兵部隊的八十五名士兵被判十年監禁的時候，風暴驟起。沒有駐紮一個英國步兵團的德里被反叛者攻佔了，然後是勒克瑙（Luow）除歐洲人居住區外的所有地區，然後是坎普爾（pore）。
幸運的是，1855年達爾豪西和約翰·勞倫斯（John Lawrence）——對印度作出了諸多貢獻的著名三兄弟之一——與年邁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簽訂條約，坎寧幫助他抵禦了波斯人對其首都赫拉特（Herat）的進攻。結果，阿富汗和西北邊境的局勢對英國人來說是安全的，同時——也是那些譴責英國在印度的一切殖民統治的人要考慮的事情——信德、旁遮普、阿薩姆、南印度、馬德拉斯和孟買、邁索爾、拉傑普塔納、海得拉巴和馬拉塔的所有王公，以及孟加拉的大多數王公們，都保持忠誠。
考慮到英國人在資源上的無足輕重和所提供的機會，當時是印度人擺脫英國控制的天賜良機，要是確實有這樣的願望。實際上，沒有這種願望，加上印度領袖的派系之爭由來已久，阻礙了任何形式的大聯合。沒有援軍趕到印度，直到事件由在那裡的少數英國人和仍然忠於英國的當地人最終決定。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英軍於9月收復了德里。幾天後，已經為英國人收復坎普爾的哈夫洛克（Havelock）和內爾（Neil）出兵增援勒克瑙的歐洲人居住區，在那裡，亨利·勞倫斯爵士已經堅持了一場漂亮而艱苦的防衛戰，直到為國捐軀，它也成為令人自豪的英國傳奇故事之一。在柯林·坎貝爾爵士帶領的援軍到達之後，還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僅僅由少數英國士兵和平民，在忠誠的印度人的幫助下，緊緊攥住了英帝國最華美的明珠，他們很可以炫耀說：「我們獨自做到的。」
不幸的是，叛軍樹立了殺害平民包括婦女和兒童的先例。在形勢看似不可能的可怕壓力之下，英國人開始了反擊。由於身陷重圍和被叛軍的暴行所激怒，英軍的情緒上升到了十足的嗜血程度。雙方在戰後都不敢自豪地回顧他們發動的那場戰爭，印度人在坎普爾對英國婦女和兒童實施了大屠殺，英軍也以殘忍的暴行報複印度人，無論無辜還是有罪，一時間地獄的力量似乎被釋放出來。
雖然兵變後種族之間的裂痕與之前的情況相比可能被誇大了，但毫無疑問，兵變給種族間關係留下了幾乎難以撫平的傷痕。多少年來印度猶如一片浩瀚的大洋，其中征服者和王朝的興衰更替如波濤翻滾，但現在看來，外來的英國統治與以往有所不同，也不容易擺脫。在隨後的歲月里，隨著英屬印度殖民地的增加和更多英國婦女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等級制度，在宗教、文化和感情傾向方面統治者都是陌生的。
此外，英國人也改變了態度。1858年，過去曾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舊東印度公司被降級為擺設機構，由英國政府掌管，公司的總督（Governeneral）成為女王的副王（Viceroy），幾年之後（1876年），女王自己加冕為女皇的稱號。軍隊也最終完成了整編。在兵變時，所有軍隊中的土著士兵大約有20萬人。到1863年，土著士兵有14萬人，英國士兵有6.8萬人，而土著士兵中很大一部分是錫克教徒和廓爾喀人，他們在戰場上英勇善戰，忠誠可靠。大炮也因此完全保留在英國人手中。
對待土邦的政策也有所改變。自兵變以後，不再有兼并，但還有大約六百個獨立的、面積大小不等的土邦，最大的海得拉巴超過整個英國的版圖，小的實際上每個只有幾百英畝。如果達爾豪西時代的政策能延續下來，情況可能會更好，結果會是一個更加統一的印度，但當時沒有人可以預見英國有一天會像對待不斷增加的、由自身人民構成的自治領一樣對待印度。土邦、種族、語言和宗教的混亂一團，凝結成兵變前的狀態，使得今天一個擁有責任自治的印度的問題大為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