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可以作為加拿大歷史的一條重要的分界線。這一年額爾金勛爵卸任，他做了大量工作，以引導加拿大政治家沿著責任自治的新道路前進，如人們所說，他是最後一位「殖民地總督」
（prosul）。從此以後，政治中心從總督轉移到了總理。加拿大已經長大成人，學會了如何把自己作為一個國家來處理，以及如何運用宗主國自願而和平地賦予它的那些自由的政治工具。雖然這樣的故事還要在世界其他地區——那裡不列顛的兒子們已經建立了新的英國——重複，但在加拿大歷史中還是有些格外鼓舞人心的東西，因為它把全新的理念和關係帶入帝國悠長而哀婉的故事。
就經濟利益而言，加拿大雖然佔據著面積比美國更大的領土，但不及美國豐饒多產，人口很少，自然將被捲入美國的商業軌道，就像銼屑對於磁鐵不可抗拒一樣。在額爾金總督統治的最後幾年裡，人們大談合併的好處，以及像他們偉大的南方鄰居一樣，採用十進位的貨幣體系代替古老的鎊、先令和便士。這些已被視為不祥的徵兆。然而，它們只是證明了統一中可以有多樣性。額爾金與美國簽訂互惠條約的長期努力獲得了回報，他滿意地知道問題已經解決，雖然在他卸任回家之前，協議文本還沒有簽字。這在關鍵時期解決了經濟利益對政治和情感利益的引力問題。
隨著除墨西哥外、一同瓜分整個北美大陸的兩個國家的發展成熟，兼并的問題消失了。加拿大完全有理由以作為英聯邦中的姊妹國家（sister nation）的身份而自豪，而美國人也有理由為大約五千英里不設防的邊界和它的鄰居而自豪。雖然從這個個案的性質不能得出保證，但我無法想像美國在加拿大受到進攻時不會去援助它，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想到美國會進攻加拿大，正如一個男人不會攻擊他的妹妹。如果說現在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維持的關係，構成了這個被對戰爭的仇恨和恐懼撕裂的世界的一線希望，這很大程度得益於維多利亞統治下英國政府的智慧；不幸的是，喬治三世時期已經很難見到這種智慧了。
正如我們所見，澳大利亞的早期殖民地都已經擁有了責任政府，主要在韋克菲爾德體制下，大量土地得到了開墾，人口也相應增加，因對這個偏遠的島嶼大陸感到陌生而並發的恐懼已經終止。它肯定會是一個完全英國式的自由國家。在本章討論的1850～1860年間，澳大利亞最重要的事件是大量黃金的發現和礦井施工。大約從1823年起，零星的金礦就被發現，但只是在這十年中，黃金才改變了這個國家。在1851～1861年之間，從地下挖出來的新財富全部價值約1.24億英鎊。自然，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淘金熱」相伴生的後果，這裡也會發生，此外還有管理礦場和礦工的諸多嘗試，以及這個國家已知的唯一一場（小規模）叛亂。
還有一些根本性的影響。羊毛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物資，如同棉花在美國南部的地位。無論如何，澳大利亞會在呼籲和挫折中繼續它的繁榮。鐵路會有的，蒸汽船會滿載越來越多的貨物駛向世界各個港口。人口也會增加，哪怕沒有發現金礦。關鍵是黃金極大地加速了每一項行動的進展。正如一句話所言，黃金「使一個殖民地驟然成為一個國家」。在這個時期之初，人口只有40萬多一點，但十年後人口數增加到了116.8萬。
變化不僅體現在數量上，而且體現在素質上。我們已經提到過思想觀念在英國和歐洲大陸激起的波瀾，緊接著大量人口湧入澳大利亞，使其人口增加了將近三倍。在一個關鍵時期，舊世界的自由、民主乃至革命思想，就這樣傳播到了這個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形成的新國家。結合宗主國政府的態度，我們發現，比起幾十年前的罪犯流放地，澳大利亞要進步得多，有一種自立自強的新國家觀。
從1855年至1859年，新南威爾士、維多利亞、塔斯馬尼亞、南澳大利亞和昆士蘭這幾個殖民地都先後建立了責任政府，立法機構各種各樣的立法出台表明了一種獨立但不想脫離帝國的態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堅持保留黃金稅收的當地控制權，支持維多利亞反對君主特權的立場，通過了限制中國移民的法案，以及開始了有些獨特的澳大利亞勞工立法。對於所有白手開拓的新國家來說，就像美國在其早期階段一樣，先驅們縱然有愛好，也很少有時間追求藝術欣賞的情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這個時期考慮任何殖民地文化還為時尚早，但到1860年，各種更大的殖民地，即後來的自治領，已經開始發展自身鮮明的特色了。那些生活在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甚至南非的英國人，雖然主要還是英國式的，但在每一塊新土地的改變的環境中，在性格和氣質上，已經變得不同於那些留在定居多年而又舒適的小島上的同胞，就像美國人，即使是英國人的後裔，在許多方面已經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