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具有強烈個人主義和「個性」的時代。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和他所描繪并力求矯正的社會環境沒有誇大其詞。儘管有水晶宮和許多改革帶來的奇蹟，社會環境仍然是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粗陋和殘酷。每個時代都很複雜，遠不是幾段文字可以描述清楚的，只能提供一些線索。為了表明描述範圍之內的一些情況，我們可以注意到，白金漢宮女王公寓的通風管仍然要穿過公共下水道，據說「還比不上阿爾弗雷德國王 的原始住所有益健康」。貝爾格雷夫廣場和伊頓廣場的高樓大廈以及其他時尚街區，下邊都是「存在大量最骯髒的沉積物並發出最噁心臭味的下水道」。這種物質條件典型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受過良好教育、享有特權的上層社會居於在惡劣條件中悲憫求生的社會底層之上。
那是招有僕人的「大宅」的鼎盛時期，雖然僕人問題開始令人煩惱。據1850年一項估計顯示，在一千英鎊收入的情況下，只能維持一個廚師、兩個女傭和一個男僕。幾年前，年收入五千英鎊的主人能維持十三個男僕、九個女傭、十匹馬和幾架馬車。我們必須記得，當時一年十二英鎊的工資對一個有經驗的女傭來說是很好的報酬了，而且這些為數眾多的僕人的居住環境是擁擠和惡劣的。在一些大宅里，三四個男僕必須擠睡在通風不暢的地下隔間里。博覽會年給僕人和窮人帶來的一個福音就是廢除了極不公正的窗戶稅，該稅被法國人保持了多年。
通風問題讓我們看到英國人發展過程中的一兩點細節。例如，英國人本來極度喜歡新鮮空氣和洗澡，但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不僅貧困家庭可能二十人擠在一間幾乎不通風的地下室里，即使大宅，乃至白金漢宮，通風條件往往同樣糟糕。供水和洗浴設施的缺乏幾乎一樣嚴重。早在1812年，市長大人（Lord Mayor）關於在其府邸安裝一個淋浴池的請求在傳統的英國式辯論中遭到拒絕，理由是：從來不曾有，因而現在也不應該有。到1832年，在諸如約翰·羅素勛爵等人的家宅里偶爾可以發現安裝了固定的浴缸，但在本章所涉的時期，即使在富裕的家庭里也沒有得到普遍應用。沖水馬桶直到1830年以後才開始普遍使用，被認為是維多利亞時代生活細節的「必需品」。在貧民窟，窮人經常為了從只在白天開放一個小時左右的公共水管前得到幾桶水而大打出手，如同從前賀加斯 所畫的客人們，他們在許多大型度假酒店和私人鄉村別墅前排隊，為等待可能的一兩桶水。
這仍然是一個等級制度非常嚴格的社會，上至王室和公爵，下至他們的家僕，都有非常精細的等級劃分，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在各種等級階梯上所處的位置。男管家和女管家對等級尊卑的強調程度甚至超過了男女主人。如果是大宅，內科和外科醫生，要不是最著名的，都應該在管家的房間里用餐，而與主人一家分開，另一方面，僕人之間要求遵守的禮儀相當嚴格。在家僕人數較多的人家，下等僕人如果與上等僕人一起就餐，不允許在他們面前說話，在吃過肉食之後，上等僕人會移步到女管家的房間去享用布丁和紅酒，讓第一男僕代替威嚴的男管家主持剩下的用餐。各個宅邸的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核心是，主人階級的優先等級不是被勞動階級所憎惡，而是被他們複製過來並在他們自身之間堅持下去。正如我們已經提請注意的，這些只是所有英國社會生活的緻密結構的一部分，如果今天英國在政治民主的許多方面領先於美國，部分歸因於它的社會生活的緊密組織。
如此的個人主義和富於個性，它不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的原子論。男管家如同男主人一般沉迷於對等級尊卑的同樣細節的偏愛，不希望看到主人失去地位和特權，以免在此過程中阿金（Jeems） 可能會失去他的地位和特權。有可能上升到地主階級的農民，甚至鄉紳也不希望那些等級被廢除。可能上升為製造商人的工人，可能上升為貴族的製造商人，所有人都不憎惡社會秩序和社會特權，像大陸上與他們地位相同的人那樣，後者發現自己已經被封閉的等級壁壘擋在門外，徒有社會抱負而得不到實現。
另一方面，沒有在新國家的疆域里發生的那種社會關係的解體，那裡舊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社會關係迅速消失，政治民主在其簡單的環境中迅速產生，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社會凝聚力。在古老的國家，政治民主姍姍來遲，但是由於社會凝聚力得以保持，在複雜的社會條件下促進政治民主更有保障，而在新興國家，人們在個人機會和鬥爭的無序狀態中，已經在更大程度上失去了社會責任感。
同時，在英國，特別是農村，生活條件正在改善。部分由於宗教運動，部分由於受歡迎的王宮的垂範，紳士和貴族變得更「文雅」，至少是正派的，不像喬治時代的約翰牛（John Bull） 那樣粗俗。教士們也變得更有教養，更自覺地履行他們的精神職責。普通人的閱讀習慣也正在迅速流行起來。雖說宗教性與感傷性的小說和小冊子有巨大銷量，例如教士里士滿（L.Rid）的《乳牛場主的女兒》賣了二百萬冊，但大多數人閱讀最多的書還是《聖經》《魯濱遜漂流記》和《天路歷程》，它們被公認為比今天砍伐森林做出紙張所提供的東西更有益於普通人吸取精神食糧。
我們已經談到，小說家們從藝術的角度塑造了這個時期的主要輝煌。建築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堪稱不朽的藝術不幸地歸於艾伯特紀念塔，它於1866年 竣工，耗資十一萬英鎊。最能描述它的話來自科克雷爾教授 的小孫子，他拖著保姆的倫敦腔說，「媽媽，它是個裝飾品」。在繪畫方面，蘭西爾（Landseer）是一個時代最受歡迎的藝術家，這個時代幾乎僅僅依靠透納的作品使藝術史光彩奪目，而儘管有羅斯金的欣賞，透納的作品還要經過漫長的等待才能獲得承認。
在詩歌方面，我們已經提到過最傑出的兩個詩人——丁尼生和勃朗寧。丁尼生大體上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如果在維多利亞統治末期的一個中產階級婦女，觀看完莎士比亞的戲劇表演，能夠就《安東尼與克利奧帕特拉》發出感嘆：「怎麼不像我們親愛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呢？」那麼丁尼生所描寫的，則太像那種家庭生活。他在用詞和韻律方面藝術高超，而思想不算深邃，最能表達那個時代的大眾情感：「亞瑟王」——英國人對傳奇和歷史的著迷；「宗教信仰」——在宗教復興視域下特別有吸引力；以及「自由制度」——那個時代的理想。從他的備忘錄中選取這三個詞條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是唯一僅憑詩歌創作成為貴族的英國詩人。這種評價似乎還不夠，因為他寫出了英語詩篇中最難忘的、最頻繁引用的一些單句和詩節，雖然他樂意提出生活中各種深層次的問題而只留下問號，以表明他所生活的時代的轉型特徵。出於對新科學的濃厚興趣，他拒絕面對答案，甚至拒絕提出太令人不安的問題。
丁尼生的筆下，好似在一個寧靜的下午，身居鄉間小屋，門外一望無際的草坪緩緩延伸而下，直達恬靜、蜿蜒的泰晤士河。我們發現勃朗寧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旨趣。為了攢足夠的錢結婚，丁尼生將他的婚姻推遲了十年，而勃朗寧與伊麗莎白·巴雷特私奔，帶她去義大利，一年時間幾乎無以為生。除莎士比亞外，英國詩人中或許沒有誰的人物角色比勃朗寧筆下的更豐富，他對人類問題和人格特徵有無窮興趣。雖然他在抒情詩方面極有天賦，但他的詩通常晦澀費解，他的戲劇適用於學術研究而不是舞台表演，很奇怪他為什麼不嘗試當時主流的文學形式——小說。把這一時期細分，我們可以提到斯溫伯恩那讓人陶醉的措辭和韻律、馬修·阿諾德從詩歌到散文的轉變，以及愛德華·菲茨傑拉德運用意譯和重組的方法於1859年翻譯出版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它至今仍然是英語中引用次數最多的詩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莪默在波斯人眼中只是一個三流詩人，而「魯拜」在波斯語中意為「四行詩」，但經過菲茨傑拉德的翻譯和整理之後，《魯拜集》成了一部全新的詩集，它的悲觀主義和不可知論適合後來的一代的心境。在回顧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文學和藝術時，斯溫伯恩的感官異教和費茲傑拉德的妙手成章是不能忽略的。它們與《工廠法》、樂觀主義、糟糕的家居藝術、客廳角落的擺件之類的東西以及茶桌上的紀念品，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圖像。
在威廉·莫里斯的帶領下，人們對大部分家居陳設的可惡做出了反應；他同時是一位接近一流的詩人，在藝術上也是一位拉斐爾前派的先驅。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迷茫。除了其他方面，他是一個壁紙設計師，一個精美印刷藝術的革新者，一個詩人，一個散文家，一個社會主義者。他表達了那個時代很多藝術和社會方面的願望，儘管在很多方面領先於那個時代。
另一個影響更大的作家是約翰·羅斯金，他通過藝術和藝術家氣質來探討社會問題。過於華麗的散文為他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尤其是許多年輕人，他們將在下一代人中成為領袖。他為藝術和公共生活辯護，認為美、慷慨和一種真正的共同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