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時期，重大事件也一直在發生，或將要發生。我們看到了《改革法案》導致舊的寡頭政治被推翻，公眾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獲得了對政府的控制。社會也更加強調堅持「守護自己的兄弟姊妹」這一簡單的聖經教義，國家有責任減輕由於命運不公給不幸之人帶來的巨大壓力，儘管正如《濟貧法》有明文規定，對個人進取心的堅持似乎有些嚴厲。此外，英國對建立一個健全的世界作出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放棄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帝國的舊觀念——這一觀念今天正在毀滅人類世界——並對本國和他國展開了自由市場的嘗試。在我們所回顧的這一時期，它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控制著所有商貿航線，但很明顯，它通過保持所有貿易航線的自由、開放，使自己達到了巔峰。這個介於拿破崙戰爭與世界大戰之間、只受到小型局部戰爭干擾的和平世紀，是一個各國不再追求自給自足而是相互開展貿易，並心甘情願相互依存的時期。隨著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完全主導世界，當殖民地開始更多地意味著威望而甚於原材料和市場時，變化如期而至。
當羅伯特·皮爾爵士1841年成為英國首相時，這個國家已遭受了幾年嚴重的商業和農業蕭條。此外，自由黨人雖然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事實證明他們在政府職能的日常工作中極為低效。處理這些事務，特別是把內閣打造成一個集體負責的團隊，是皮爾的強項之一，他在其前幾任首相之最弱方面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與撰寫加拿大報告的達勒姆、促成《改革法案》的格雷和羅素，以及其他傑出人物一起，皮爾是三四十年代英國以及英帝國歷史上不可忽視的最偉大人物之一，並且由於英帝國在世界上壓倒性的影響力，也可以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而且皮爾的職業生涯特別引人關注，因為它同時顯示了隨著舊統治階級的體制及其一切腐朽的迅速消逝而出現的善與惡。他的父親是一個白手起家的製造商，被封為準男爵，對歐文等人的新思想很感興趣，並認定有一天自己的兒子也應該成為首相。他的財富確保自己的兒子完成了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這樣昂貴但能開啟前程的教育，使得皮爾二十一歲時獲得一個買下的議席，一年後擔任內閣辦公室愛爾蘭事務秘書。這聽起來如同最糟糕的18世紀的情況，但是，要說出來就是這樣。一個由不需要為錢擔憂的領導者組成的、真心希望以一種高貴和獨立的方式進行領導的特權統治階級，可能配不上他們擁有的特權和機會，脫離大多數民眾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今天看得更明顯，一種民主體制可能表明自身不能產生有能力的政黨領袖和國家領袖。
皮爾證明自己是由受過治理之術訓練的特權人士組成的貴族體制所能造就的最優秀人才的範例，他為英國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現代工黨黨員認為他所享有的極不公正的特權和整個社會制度固有的不公平。我們已經討論過他執掌內政部時進行的改革，例如力壓一百多張反對票而廢除死刑，以及創立「警察」或倫敦警察廳，其深遠的積極影響惠及所有階級。雖然他一直把自己視為一個托利黨人，但他既能考慮到那些富裕而目光短淺的地主的需求，也能考慮窮人的需求。在1842年的預算中，他不僅自皮特之後第一次徵收所得稅，為政府財政奠定了一個穩定的基礎，而且降低了許多本國製造業商品和農產品的保護性關稅。這份為自由黨帶來盈餘而不是赤字的預算遭到托利黨人的強烈反對，但1845年，皮爾利用這些盈餘廢除了大量其他進口關稅和所有出口關稅。由於大自然的恩賜，除愛爾蘭外，英國農業大豐收，加上皮爾建立起了健全的政府財政，國家重新繁榮起來。臨時性的所得稅制度被保留下來，並持續到今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皮爾在廢除《穀物法》一事上的轉變。1842年，他進一步降低了浮動關稅，結果使得那些支持完全廢除的人和那些支持保留的人都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反《穀物法》聯盟的工作在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萊特等人的帶領下進行得有聲有色，他們的追隨者較少，被稱為「曼徹斯特學派」。這兩人都有不懈的熱情和高尚的公共精神，相信自由貿易是一項神聖的事業，而不單是一個經濟教條。正如我們所知，皮爾一直與他們同向而行，到1845年，他的態度徹底轉變，很可能主要是由於當年發生並持續幾年的災難性土豆饑荒。皮爾終於認識到，英國不能立即成為世界工場，並為國內不斷增加的製造業人口提供足夠的食物。鑒於此，而且愛爾蘭人數百萬饑民幾乎就在眼前，對他來說，繼續那種僅僅為了地主和農業的利益而使食品人為地稀缺和高價位的制度已經不再可能。《穀物法》通過向包括小麥在內的進口穀物徵稅，趨於抬高食物的價格或保持食物的高價，皮爾廢除《穀物法》的做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他所在的政黨，遷怒於皮爾的背叛，拒絕跟隨他，皮爾於12月被迫辭職。當羅素無法組成內閣而保證支持他時，他又於1846年1月應邀復職。
到6月，《穀物法》已經幾乎整個被廢除，雖然直到三年後才被完全廢除。民眾的呼聲非常強烈，出於對革命危機的恐懼，法案在上議院獲得通過，如《改革法案》最終通過那樣。然而在法案通過的當天，皮爾的愛爾蘭法案在下議院受阻。之後六年由約翰·羅素勛爵帶領的自由黨人執政，得到皮爾及其更為盡職的追隨者的支持。
新政府不得不經歷國內外的風風雨雨。皮爾已經為受災的愛爾蘭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但由於在那個不幸的島嶼上存在著佃農與地主之間不變的老問題，社會秩序相當混亂，而那份由首相提出的旨在保護人的生命的法案，已被迪斯雷利及其同夥否決。1847年饑荒加重，據說濟貧院里的房間僅能容納不到3%的瀕於餓死的饑民。由於一直以來的愛爾蘭難題和仇恨、議會改革的進展緩慢，以及缺乏如此巨大的災難所急需的有組織的救援，人們大規模地死亡和移民，愛爾蘭人口從八百萬下降到大約六百萬。大部分移民帶著他們對英國永久的憤恨去到美國，他們把所有的問題歸咎於英國人；令人不快的是，這種情緒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愛爾蘭地主中許多人負債纍纍，於是羅素在議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地主出售土地，希望那些有錢的新業主能夠為佃農改善土地狀況。不幸的是，事實證明結果不是這樣，許多新的「有錢」人對待佃農比原來隨和的舊地主還要苛刻。其他旨在免去佃農改善土地的投入和防止驅逐佃戶惡行的法案最終未能通過。1848年，武裝反抗再次爆發，解決愛爾蘭問題的任何辦法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遙不可知。
同年在英國本土，掀起了新一輪的憲章運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提出無記名投票、男性公民選舉權、議員領薪、選區平等、取消議員選舉的財產資格和議會每年大選等要求。起初這項運動似乎使人驚慌，據說有一份簽名超過五百萬人的請願書要遞交給議會。計畫在肯寧頓公地舉行一場大型非法群眾集會，但實際參加的只有二萬五千人。幸運的是，政府並沒有陷入恐慌。集會在地方當局的監督下保持著秩序，沒有請求軍隊的介入；議會接收了請願書，但發現上面只包含二千五百個真正的簽名。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份，在歐洲大陸處處都有革命分子在活動，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爆發了內戰，義大利人起義反抗奧地利人。大多數運動都被及時地鎮壓了，雖然不乏激烈的戰鬥。為了獲得國內安寧，法國選舉波拿巴大帝的侄子路易·拿破崙為新成立的「共和國」的總統，任期十年。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序幕，接下來在同一代人中發生的事件，將改變歐洲的版圖，而作為今天歷史劇目最新一幕主角的那些國家將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