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南非的故事截然不同，那裡對局勢的操控失誤更像愛爾蘭的持久而鬱悶的故事，雖然問題主要起源於誤導的人道主義，而不是任何兼并或鎮壓的圖謀。我們已經了解了拿破崙戰爭之後開普殖民地是如何獲得和償付的，與美西戰爭以後波多黎各的情況極為相似。白種人幾乎全部由布爾人農民構成，他們具有荷蘭人的一切固執，在與世隔絕中已經遠遠滯後於歐洲新的智識前景。即使到了1830年代，他們的人數也大大超過相對較少的英國殖民者。如果僅僅是一個類似於加拿大的種族問題，即外來白人的中堅部分得被英國人同化或者在數量上超過，問題可能及時得以和平解決。但是存在一個嚴重得多的種族問題，它使調解單純的英荷雙方的問題的希望化為泡影。這就是非洲黑人的問題。
很明顯，白人人口的絕大多數是布爾人，作為原始的宗教徒，沒有受過基於英國方針的自治訓練，這會妨礙英國以任何地方民主、責任的方式受制於他們，這種方式隨後幾年就會在我們剛剛討論過的殖民地被採用。坦率地說，開普殖民地的總督有專斷權，儘管處於殖民事務部的嚴密控制之下，反過來，殖民事務部處在一個以宗教熱和人道主義為主題的改革時期，受福音派的控制。不幸的是，他們以傳教士的眼光來看待非洲的一切，就像在紐西蘭，反對任何與土著人有任何關係的人，除了他們自己。在這個殖民地及其臨近地區的土著人是卡菲爾人，更遠之外是其他不同種族的野蠻人，祖魯人、馬塔貝列人等。所有人都彪悍好鬥，就像大海上風暴捲起的波濤，隨處可見的數百萬黑人一直處在部族戰爭的動亂之中。據估計，在四分之一的世紀里有一百萬人在這種衝突中死於非命。布爾人保持自己免遭襲擊，雖然文明程度不高，但遠遠高於那些主要以虐待、謀殺和掠奪為樂的野蠻人。然而，過於熱心和濫情善感的傳教士站在野蠻人一邊，在英國尤其是在殖民事務部，歪曲野蠻人和布爾人的真實本性。在傳教士眼中，布爾人總是錯的，野蠻人總是對的。
1834年奴隸制在這個殖民地被宣布為非法，改革運動的另一個影響加劇了局勢的複雜性。即使西印度群島的英國人——他們獲得了優厚的補償，而且可能被期許在相當大程度上分享當時的英國思潮——都將奴隸制的廢除看作無妄之災，那麼這次奴隸制的廢除怎能不被布爾人看作是一種壓迫行為呢？這些人採取的是《舊約》對奴隸制的立場。此外，雖然他們的奴隸數量超過他們本身的人數，他們得到的補償卻只是略多於其資產的市場價值的三分之一，此外還把一個問題甩給他們，即被數以百萬計、一心想要訴諸戰爭的自由黑人所包圍的他們，該如何對付被解放的野蠻人。
幾乎就在解放之時，數以千計的卡菲爾人襲擊了布爾人的邊境地區，實施縱火與殺戮。英國總督把他們驅趕回去，兼并了一塊另外的土地，只要卡菲爾人不擾亂治安，也就不管他們了。然而在傳教士的影響下，殖民事務大臣格萊內爾格勛爵，一個熱情的福音派信徒，召回了總督，取消定居點。布爾人覺得他們第一次被掠奪，進而失去了保護。結果是1830年代的「大遷徙」（Great Trek）運動。此前有一些布爾人曾穿過奧蘭治河，但現在他們蜂擁而行，大多數以無組織的一幫一夥的形式，首次踏入高草原（High Veldt），也就是現在的奧蘭治自由邦，然後進入納塔爾。與卡菲爾人在納塔爾地區的戰鬥威脅到把當地人驅趕到開普殖民地。1842年英國政府出於自衛吞併了新的地盤，後者一部分沿著海岸延伸。布爾人無法管控自己或與卡菲爾人保持和平，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放棄開普殖民地，還是在納塔爾開闢一個英國統治下的新殖民地。
布爾人經過一些武力嘗試之後，放棄了他們新贏得的地盤，現在大遷徙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從納塔爾出發的大約一萬二千人，以及從開普殖民地和高草原出發的人，浩浩蕩蕩進一步向北進發，與祖魯人交戰，突破了兩個最強大的野蠻人部族的抵抗，於1854年確立了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的獨立。與此同時，英國政府真誠地不急於擴展它的責任，同時受傳教士影響，希望保護當地人並引導他們過上一種平靜而有序的生活，實行了一個不斷調整的政策。它嘗試了一個計畫，豎起屏障保護土邦，再次兼并布爾人所聲稱的一部分土地，但混亂只是加深了。在1852年的《沙河公約》和兩年後的《布隆方丹公約》中，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的獨立被分別予以承認。然而，國內具有先進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英國人和頭腦尚未開化的布爾人，就土著人問題並沒有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雖然大量自由邦的布爾人寧願留在開普的英國人的有序統治之下，而不是處在布爾人統治的半無政府狀態之下，但在大部分現在獨立的布爾人遷徙者與英國人之間激起了強烈的怨恨感。
那兩個公約是明白無誤的，同時又是一個臨時的和不徹底的解決方案，某一天將會以一種更加嚴重的形式重新提出來。到該世紀末，即使在英國本身，它們也將引起尖銳的爭論，但在經過長期的瞎摸亂撞之後，最終解決方案終於成為英國政治藝術和特色的一個最閃亮的例子，儘管三代人的敷衍了事更具有典型的英國特色。然而，必須承認，所涉及的問題是這個發展中的帝國的許多問題中最困難的一部分。在那種條件下，自然沒有機會賦予別處正在建立的責任自治。
印度的情況顯然也是如此，那裡僅僅少數英國人維持著對數億各種異族人的控制。然而，大約在本章所回顧的十年中，在帝國的印度部分充滿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影響我們今天還能感受到。它們是那個時代各種力量——包括歐洲的政治和恐懼——的產物，於是產生了那種混合效應，往往在國家生活中使得評論家把其歸為道德上的進步或者虛偽。改革的多種力量——教育理想、人道主義以及對土著種族的新責任感——都將在一項新印度政策之下結出碩果，但是歐洲政治和國際競爭也將給東方帶來大約十年的戰爭。
我們已經提到，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於1833年到期，時值英國的許多新力量已到緊要關頭。這一結果將對英屬印度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正如在獲取殖民地或屬地中的許多其他事情一樣，他們原來把貿易公司引入帝國範圍內加以利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就東印度公司的情形而言，可以近便地將其保留為行政管理鏈條的一個鏈環，但是它幾乎完全改變了，新的特許狀反映了帝國新的理想。東印度公司現在成為一個純粹的政治和政府機關，不得不放棄所有貿易權和分紅的一切想法。不僅印度人的福利將被我們今天所謂的「盈利動機」所取代，而且《議會委員會報告》還宣布，無論何時只要歐洲人的利益與本土人的利益發生衝突，後者有優先權。報告的建議被採納。
新特許狀也首次在整個英屬印度建立了一個單一的統一政府，從而為更好的管理鋪平道路。（印度大部分地區還處於獨立的本土王公的統治之下。）本土印度人的觀點也有相當程度的調整，儘管新思想會不時引發問題，且比在南非引發的問題嚴重得多。所有英屬印度的新法典將以印度的法製為基礎，而不是以英國的法律和習俗為基礎，麥考萊修訂《刑法典》的工作是對印度的發展最具建設性的貢獻之一，而且，它規定東印度公司的公職不得以信仰、出生、膚色為由拒絕印度人，這是一個可與美國內戰後有關黑人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相提並論的原則，但是其他變化對未來更加重要。由於東印度公司不再是一個貿易壟斷者，舊的許可制度已經過時，所有歐洲人都被允許自由進入這個國家。此外，對印度教育的態度的轉變進一步改變了當地人的人生觀和志向。麥考萊被指派去調研教育問題，他在1835年的著名報告中提出，不僅要把歐洲學問引入印度，在印度機構中傳授，而且鑒於這個半島存在近一百五十種不同語言的事實，英語被用作通用的教學工具。這份報告被接受和採納。
隨著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變化，新思潮戰勝了舊思想，激發了當地人的雄心，使得他們越來越多地接觸歐洲人和歐洲文化，為所有種族受到更多教育的階層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交流他們的抱負和不滿的渠道。這樣播下的種子，經過幾代人之後，就會成長為我們當前的印度運動。今天的甘地等人是1830年代的改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自然繼承人。要是人口是英國人，這個過程會自然地導向一個一般類型的自治領，而不同情況下的結果將在下文討論。
當新體制和總督（Governeneral）的新頭銜首創時，本廷克為印度總督（Governor），他的任職持續到1836年。我們在上文已經談到過他廢除殉夫習俗和努力根除暗殺行徑的社會改革。從他返回英國到1848年的十幾年間，在他的繼任者奧克蘭、埃倫伯勒、哈丁的治下，我們不得不從改革轉向戰爭、征服、魯莽和英雄主義。至於歐洲的外交政策，現在是帕默斯頓而不是傳教士或改革者在英國主導。在這一時期俄國征服印度的夢魘頻頻縈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