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領域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尤其是文學。我們將在下文專門一章談論絕大部分藝術形式的死氣沉沉，包括繪畫、音樂、建築和微型家居藝術，但是在文學上，維多利亞時代證明是整個英國歷史上，可能除了伊麗莎白時代之外，首屈一指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時代都是快速變化、貿易大大增長和在世界各地擴張的時期。
對作者們的詳細討論，最好留到我們論述世紀中期維多利亞時期生活的各個方面，1851年的萬國博覽會和水晶宮標誌著它的巔峰。這裡重要的是要指出隨著維多利亞的即位而發生的新舊之間的明顯鴻溝。
在她登基之時，過去時代的所有傑出大師都去世了，華茲華斯是個例外，他一直活到1850年，儘管再無佳作。濟慈死於1821年，雪萊死於1822年，拜倫死於1824年，司各特死於1832年，柯勒律治死於1834年。整個天才的一代已經從舞台上隕落，而新的一代正在嶄露頭角。丁尼生和麥考萊1830年發表處女作，勃朗寧和狄更斯1833年，羅斯金1834年，卡萊爾1837年。老一代是浪漫主義者、自我主義者、抽象的普通人的歌頌者或大自然和純粹的美的熱愛者。新一代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場景，特別是它的罪惡和弊端，關注的是作為組織社會之一部分的人、科學新思想以及制度重建。當然這些只是概述，但是在兩代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我們難得找到智識氛圍如此輪廓清晰的完全轉變。
除了上述的基督教福音派運動，在宗教領域還有一個大的變化，對帝國各處的生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1833年由基布爾（Keble）所做的一場佈道，揭開了牛津運動（Oxford）或書冊運動（Tractarian）的序幕，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運動。福音派信徒和不從國教者已經從國教中分離出去，特別注重個人宗教信仰和救贖。牛津運動則相反，把個體的重要性減到最小程度，主要強調國教是一個統一體、一個自身的有機體，它的存在比任何單個成員的個人見解或生活更加重要。基於這個理由，它的信徒強烈反對國教屈從於政府的控制之下，有些領袖的感念如此深切，其中包括後來都成為紅衣主教的紐曼和曼寧，以至於一同離開國教而轉投天主教會。高教會派（High Church Party）中這些主要人物的脫離趨向於削弱這個派別在英國國教中的地位，這就為其中的廣教會派（Broad Church）或現代主義運動提供了某種動力。這又被托馬斯·阿諾德博士之輩的影響所強化，他們正在極力灌輸一種道德熱忱的新風。
幾乎與牛津運動在英格蘭的起源巧合的是，伴隨著政教分離的要求，在蘇格蘭有一場宗教意識的復興。當1843年妥協被發現無望時，幾乎半數的牧師離開了他們的教會和職位，但是當時的公眾支持和宗教熱情如此之大，以至於不到一年由私人捐助為他們建立了五百所教堂，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就這麼被建立起來了。不僅有福音派和這兩個運動，英國國教自身內部一股復興的虔誠精神也證明了遍及英倫的一場偉大的、由多個思潮組成的宗教復興。在思考國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時，如清教主義的複發、政務和政治生活的總體改善、對社會問題的新態度、文學對各種改革的關注、傳教運動、對帝國內落後民族的新責任感，這一點必須著重考慮進去。
如果說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不乏虛偽，那麼也有眾多具有各種細微差別的真正宗教，它們具有一種無處不在的影響力。
現在我們必須轉向海外帝國的成長，記住國內所有這些潮流——改革、大體上由商業中產階級掌權、工人對更大民主的訴求、宗教熱情、樂觀和活力，以及各個階級一直固有的保守和自私。結果是令人迷惑的，幾乎任何一個事件都可以做出多種解讀。我們必須記得，比起個人來，國家其實並不總是更受一套情感、思想和理想的驅動。無論前者還是後者，我們都得考慮其生命力、完成的工作和大體的結果。正是這些的總和構成了決算賬目，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失誤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