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比外交事務更重要的是國內事務和迅速發展的帝國事務。在國內，我們已經提到的在維多利亞即位前後的一些改革，將產生深遠有益的影響，但此時此刻技工和工人階級極為失望。對他們而言，儘管在爭取議會改革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但他們似乎已經被完全忽略，而攫取了所有好處的中產階級，既然已經掌權，拒絕採取任何行動來幫助更貧困的公民。
引起強烈怨恨的，不僅是中產階級在改善處境上似乎無所作為，還有新的《濟貧法》，在工人們看來，這部法律幾乎等於讓他們僅僅因為貧困和失業，就被貼上犯罪的污名。始於1837年的新一輪商業蕭條和農業歉收增加了人們的痛苦和不滿。我們今天所稱為的社會主義、直接行動和工聯主義，在當時甚囂塵上。然而，這些運動都失敗了，他們的領袖在工人中間變得聲名狼藉。回想起來，似乎這種失敗有相當部分要歸因於他們行動中固有的中庸克制。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革命的，但是大量的工人階級希望訴諸憲政手段獲得預期的結果。他們的行動是清醒的，加上政府明智地決定不採取過去施行的鎮壓措施，避免了氣質之爭輕易發展成為階級戰爭。
逐漸地，工人們放棄其他的施壓形式，轉向政治手段，即通過立法而不是暴力在議會獲得影響並實現他們的目的。從這一策略的改變中興起的憲章運動，發軔於這一時期，將在下一個時期達到高潮。這個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認為始於1837年，兩年後瓦解了，而後又興起。這個插曲對於說明英國人的性格和發展，是很有趣的。這場運動在當時非常激進，以驚人的速度傳播，尤其在北方。
它的喉舌《北極星報》宣揚的思想，在一切保守的心智看來，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毀滅。它所舉行的大型群眾集會，其中一場幾乎就挨著議會大廈，演講者的言辭非常狂熱。在北部和威爾士一些預計會出現最嚴重麻煩的地方集結了部隊，但是政府採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來讓風暴消退，不加干涉，不製造流血。政府的態度完全不同於三十年前，約翰·羅素勛爵在群眾激情昂揚之時精闢地說道：「人民有集會的權利。如果他們沒有不滿，常識會結束他們的集會。政府不應該對自由討論有任何的害怕。」只有當人民「被暴力所驅去參加秘密集會」才真正值得害怕。
然而，他們是被自己的悲慘處境驅使才這麼做的。在工業領域，仍然總體上實行以商品而不是現金支付薪酬的制度，有時導致幾乎三分之二的人的報酬實際上削減了一半。生活成本高，從1836～1839年到1840～1843年，小麥的平均價格上漲了近八成。住房狀況因為過度擁擠而極為惡劣，這對於家庭生活、自尊和道德都是嚴重的傷害。
對這些問題的最受歡迎的救濟措施，主要體現在所謂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它呼籲召開年度議會、廢除議員的財產資格條件、支付議員薪水、成年男子選舉權、無記名投票和選區平等。一份龐大的請願書被呈交給議會，據說有一百二十五萬人簽名，但被大約七比一的投票結果所拒絕。
此後有一些零星的騷亂被輕易鎮壓下去，憲章運動暫時失敗了。然而無論它的早期階段還是晚期階段，都顯示了普通人政治自覺意識的高漲，標誌著在國內真正民主的生長，而且為海外帝國的政治發展提供了背景。1830年代的種種事件，的確形成了國家生活的一個分水嶺，其中《改革法案》和維多利亞的即位如同山脈中的高峰聳立，比起我們已經越過的那一面，這一面的生活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