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一天，早晨六點鐘，身穿晨衣、頭上歪戴著睡帽的年輕公主被從她的卧室里叫出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科寧厄姆勛爵告訴她，她現在成了女王，帝國歷史上一個燦爛的夏天開始了。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在持續到我們這個世紀的長達六十多年的長期執政中將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和擴張，維多利亞時代將成為或許是所有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但在經歷了18世紀的冬天、喬治三世及其不肖子們似乎難挨的統治、拿破崙戰爭的長期煎熬以及戰後的影響之後，現在有一種清新和變革的氣息。國家不像個人，它必須在從生到死的每一個階段都穩步前進。已然古老的英格蘭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下變年輕了，現在，又過了兩個多世紀後 ，這個國家再一次感受到新生活的萌動。
應用科學的奇蹟似乎開啟了發財致富和提高舒適度的無限前景，雖然它們可能使極端保守主義者感到驚慌，卻帶給大多數人淺薄的樂觀主義，這是帝國上個世紀後三分之二時期的特點之一，就像在美國一樣。中產階級作為新時代的實際活力的主要發動者，從對他們有利的巨大變革中獲得了一種新的激勵，這些變革是通過治理的變革而實現的。司各特、雪萊、華茲華斯、拜倫等浪漫主義作家，在喚起人們從18世紀的輕易順從中擺脫出來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他們的影響力，或許也與女王的欣然接受有關係。
公眾對女王知之甚少。在她童年時代，大約有六七個人比她更接近王座，即使後來，隨著數人相繼去世使得她的儲君地位變得明朗，她還是在肯辛頓花園的古老紅宮裡過著寧靜而封閉的生活。她的母親從德意志奔赴這裡，就是為了孩子出生在英國。父親去世後，她在那裡過著一種非常女子氣的生活，只是偶爾有從德意志來的表兄弟到訪。維多利亞是由母親肯特公爵夫人和這個孩子最偉大的朋友——來自德意志的利岑女男爵 嚴格地撫養成人的。遠非令人欽佩的公爵夫人總是堅信女兒將會得到王位，並為此而培養她，到目前為止她成功了，但也到此為止。在那個6月的早晨，當她使維多利亞確信自己就是真正的女王時，她對女兒的影響力終止了。她從來不允許女兒單獨在一邊，甚至強迫她與她晚上在同一房間就寢。新女王在舉止和氣質方面表現出來的少女的莊重高貴，給政客們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首相墨爾本勛爵，他在那個決定性的上午才獲得正式稱謂。維多利亞立即聲明自主決斷一切事務。她命令母親離開她一個小時，經過這一個小時的縝密思忖之後，她沒有用公爵夫人的隨從，而是另行安排人馬，隨即從肯辛頓花園出發前往白金漢宮。
這個從此將在長期的一生中主宰帝國命運的年輕女人，具有普通中產階級的許多樸素品質。或許有鑒於此，她的臣民將不得不諒解，正是她的更加平民化的性格特點使她贏得了中產階級的愛戴，在後來的歲月里賦予她一種其他君主很少獲得的尊敬。她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女人，在她丈夫去世之後的超長的服喪期和引退期間她無以解脫，宮廷的生活是沉悶的。她在文學和藝術上的低品味成為一個笑柄。她全然沒有偉大的伊麗莎白女王那種近乎男子氣概的堅毅果敢。但是在一旦爆發出熱情之後的長期歲月里，她將贏得她的臣民，通過她接地氣的（domestic）美德和品質、她樸實的莊重高貴、她忠於職守和嚴守憲法規定的角色。似乎可以這麼說，在她執政的後期，尤其是1861年之後，有幾次她表現出了一種從她所限定的憲法地位越界的趨勢，但是任何公開的衝突都被她的大臣們，尤其是格萊斯頓的機智老練所化解，公眾對她正在開創的事業的艱巨性毫不知情。結果到她於1901年去世時，她已經成為英國生活、特性和英帝國的象徵，以至於可能找不出一個比她所表現出來的更加聰慧的頭腦。
但是，雖然她有許多平凡的品質，她絕非一個平凡的女人。就算是有英國情結，只有一個偉大的女人才能成為她那樣的標杆。她的生活就那麼突然改變了，在這個令人興奮的一天結束時，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的首腦，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很年輕，或許在許多事情上——雖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缺乏經驗，但我相信，很少有人比我更有真正的善意和真正的願望去做適宜的和正確的事。」「我將竭盡所能履行我對我的國家的責任。」也許把維多利亞與納爾遜聯繫起來是荒唐的，但從「責任」這個詞中，我們發現了世代以來把帝國的領袖們與黎民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共同因素，它造就了帝國的一切，使帝國承受風浪和歲月的搏擊。女王說得對，也是這樣做的，這就是慶祝她登基六十周年的鑽石禧年幾乎變成一場造神活動的主要原因。
那天上午，當她不期然地接受帝國的這一職責時，她通知墨爾本她將延續目前的內閣，隨後下議院也表示滿意。順便說一句，在她統治期間，雖然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令她個人感到討厭的內閣大臣，但她從不曾試圖恢複威廉四世的主張而任命代表議會的意志之外的其他內閣大臣，確立了一個將來不容有任何違背的憲法慣例。然而，墨爾本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在上議院遭到抨擊，這種牽制嚴重地削弱了政府的能力，以至於國民對它失去了信任，1839年內閣辭職。顯然，應召組建新政府的人選是皮爾，但由於擔心以上屆政府的家族成員為主的宮廷女侍們（Ladies of the Bedchamber）對年輕的女王施加影響，皮爾拒絕了組建新政府的努力，除非她們被解散。女王拒絕在她認為是一件非政治的問題上拋棄舊友，皮爾的態度同樣堅決。於是墨爾本被召回，掌權至1841年。到那時內閣在下議院遭到慘敗，女王已經幸福地與薩克森-科堡公國的艾伯特王子結婚——他是從小來拜訪過她的德意志表親之一，由什麼樣的女人服侍她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然後皮爾順利地組建了新內閣，代表在大選中捲土重來的保守黨的大多數。從結婚到去世，艾伯特親王是女王背後主要的心靈依靠和愉快情緒的影響因素。女王雖然接受了議會多數要求的大臣，卻有一種她特有的女性傾向，只與自己的朋友打交道。只要艾伯特在世，女王與墨爾本的友情——這導致她在皮爾成為首相之後，在政治事務以及其他允許個人好惡強加於憲政機構的問題上，與墨爾本通信——總能得到適度沖銷。親王對女王和憲制發展的影響，在過去被遠遠低估了。
墨爾本在政府換屆之後繼續充當女王政治心腹的做法也許並不明智，然而他對國家還是有很大功勞的。他雖算不上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謙和恭敬、親切友善和詼諧機智，既忠誠於國家，又忠誠於國家的憲法。年輕的女王有自己的思想和意願，但需要指導。在關鍵時期墨爾本提供了指導，遵循嚴格的憲政主義方向。如果說維多利亞在其六十年的統治中，總體上尊重更重要的憲法協定，且將其固化成不可打破的慣例，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於那個最先贏得她信任、以無私的忠誠處理這種信任和國家利益的人。
同時，墨爾本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他的對法政策，由和解轉向對抗。在西班牙內戰中，英法聯合起來支持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立憲政府，反對堂·卡洛斯的專制君主主張，為此英國派遣了一萬人的軍隊參戰。西班牙內戰，直到今天，似乎總是為外部國家的軍事和政治干涉提供了一個借口。在法國和英國的幫助下，1839年卡洛斯分子被徹底打敗，但兩國絕無可能就西班牙的政治問題達成一致，近東發生的幾起事件則進一步加劇了兩國間的反感。作為土埃戰爭的結果，達達尼爾海峽的自由航行問題被敏感地提出來。俄國、普魯士、英國、奧地利形成了一個四國聯盟，把條款強加於持異議者，法國極度惱怒，感覺受到冷落，立即準備戰爭。儘管1841年所有大國達成協議，達達尼爾海峽應該禁止所有國家的軍艦通行，除非土耳其本國處於戰爭狀態，可是對法國尊嚴的傷害激起了怨恨，這種安排也令俄國很不滿意，後者感覺自己被困在黑海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