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代早期瀰漫著一股改革新風，我們能夠感覺到一個新的英國正在成形。議會代表制，雖說還沒有囊括所有階級，但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顯而易見的是，中產階級的大部分被納入統治階級，離今後某一天所有中產階級都被納入統治階級只差一步，就如十英鎊戶主資格離走向成年公民選舉權只有一步。下議院及其選民的完全優勢也如願以償。而且現代政黨的興起可以追溯到1832年。輝格黨仍被用作這個實行了改革而沒有革命的政黨的名稱，但現在它包含了如此多的集團，以至於自由黨成為它更好的和被接受的名號。已經是死硬派和一切變革的反對者的托利黨，以同樣的方式被保守黨所取代。如此命名的兩個主要政黨還要持續一個多世紀，這樣，除工黨外，現代政治格局已經形成。在《改革法案》之後，自由黨將保持十年幾無爭議的控制權。帝國的重要發展概況將在下一章敘述，但我們可以在這裡討論英國自身的改革和變化，它們有助於塑造我們所熟知的生活形式。
因弄巧成拙的過度嚴厲而備受指責的《刑法典》被大大修改，在1837年和1841年改革後，只有極其嚴重的罪行仍然被判處死刑。
通過18世紀強征入伍的方式來爭取人們服役的令人畏懼和侮辱人格的手段被廢除，皇家海軍中水兵的自尊和士氣大大提高。
1833年出台了第一個可行的工廠立法，包括「兒童憲章」，對童工的年齡和工作時間進行了限制，儘管這些限制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殘酷的。除了絲織廠，九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做工，十三歲以下的兒童每天勞動時間限定為八小時，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兒童每天十二小時。改革是輕微的，但它標誌著一個重大變化——從流行的自由放任學說，轉向重新開始國家對所有公民的處境負責任的政策。或許《改革法案》取得的最大進步就是建立了一個政府付薪的督察機構，其職責是監督法律的施行。正是這些涉及集權和強制的立法改革，使得功利主義者在窮人和工人中的影響力達到頂峰。
與新的責任感密切相連的是西印度群島奴隸制的廢除，儘管它在這裡是作為一個英帝國的問題而非英國的問題提及，因為它源於同樣的改革和人道主義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引發了一系列的工廠法。如我們所知，奴隸貿易在一代人之前就已廢除，但正如在美國南部一樣，奴隸製作為一種制度依然盛行，而且似乎是大種植園唯一的勞動形式。在美國和西印度群島，奴隸制在過去一直受到英國政府的扶植，但在1830年代的大改革浪潮中，英國人反對它的態度變得如此強烈，以至於它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
無論從數量的角度，還是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角度，這裡的問題都比美國的問題更簡單。在美國，國家的相當一部分聯合起來對抗另一部分，但是在幾個小島國與英帝國的其他部分之間不會有內戰的問題。可是，當1833年奴隸制被廢除時，奴隸主獲得了二千萬英鎊的補償，那是英國特有的對財產和既定權利的尊重。要是這些島嶼種植園主的人口和資源足夠與英國的相匹敵——英國被認為正在破壞他們的繁榮——如同美國南部認為他們的人口和資源可以與北部相匹敵，那麼補償可能被拒絕，內戰就會隨之而來。
1833年也開始了國民教育體系，儘管如其他事業的初始階段一樣，它還不夠健全。國教實際掌控著所有教育。不從國教者被排除在牛津和劍橋之外，因此在倫敦建立了非寄宿的大學學院，它後來成為這個世紀後期許多新的地方大學的樣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更加重要的是，1833年政府撥款兩萬英鎊給兩個一直在創辦新式學校的私人社團，其中一個為國教會支持，另一個為不從國教者支持。這種公共資助，此後持續、大量地增長，在接下來的六七年中發展成為現在的教育部的雛形，是真正的、美國意義上的公共教育在英國的開始，與之相對比，英國人所稱的「公學」（public schools）實際上是私立的，如伊頓、哈羅和其他知名學府，而且通常是非常排外和昂貴的。至於最差的小規模私立寄宿學校，就如同未來幾十年中有關英國生活陰暗面的種種其他情況，我們不得不從狄更斯的小說中去了解。
推動思想進步的另一個信號就是新的《1834年濟貧法》。貧困家庭救濟的舊制度千方百計壓低工資和使人口貧困化。它甚至超過了今天英國和美國的一些救濟形式，無疑對貧困階級有著最令人沮喪的影響，斷然需要變革。此外，在許多情況下，稅賦對於勤勞的人甚至富裕的人而言變得難以承受，他們看著更多比例的稅收用於貧困救濟，而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任何出路。而根據新的法律，貧困救濟由輝格黨、自由黨、政府三方組成的一個國家委員會統一管理，這標誌著對前一代人盛行的自由放任理論的又一次背離。戶外救濟完全終止，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不得不生活在由當地監護人監視的「濟貧院」里。
這是一項極端的法案，通常新濟貧院的條件惡劣得令人難以忍受，但變革對窮人似乎如此嚴酷，對濟貧院的恐懼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大量的人——雖說被迫加入憲章運動的反抗，下文再述——被趕去參加勞動，而不是閑散地待在家裡，靠公共慈善勉強維持生計。由於缺少政府對勞動報酬的調控和強大的工會，薪酬並未上漲，一度無疑有一種由制度變化引起的相當真實的沮喪，但在另一方面，它標誌著在地方委員會和中央控制的密切相連中政府的一個新特徵，把我們帶回都鐸王朝時代，並發揚到我們現在的時代。英國也正在以其他方式快速地緊密結合在一起。鐵路時代開始來到，人員和貨物的運輸更加快捷，對社會和商業產生了影響。「那種路」的時代和驛馬車正在逝去，直到電動機時代往前回溯近一個世紀的舊生活將以另一種形式重現，新的旅行鐵路線不總是循著舊幹道，被遺棄在一邊的許多馬車驛館和村落恢複了生氣。如同汽車一樣，鐵路對知識的影響往往被忽視。隨著更快、更便宜和更舒適的旅行方式，英國人開始更加深切地了解他們的島國，無論是好的方面還是不好的方面，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鐵路。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進展就是現代郵局的肇興。如果說史蒂芬森以其蒸汽機車如同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樣影響了英國的生活，發明了郵票的羅蘭·希爾爵士也具有同樣的影響，到1839年便士郵資已在王國各地獲得通用。郵票，現在看似普通而平常的小事，是關於什麼力量可以塑造國家歷史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項發明之前，郵寄費由收信人支付，在英國，其費用是從四便士到八便士不等。人們採用了各種各樣的通信工具，但主要核心問題是通信昂貴而困難。希爾估算在他的改變之前所處理的信件總數為1.26億封。三十年以後，它已經達到了10億封以上。當我們從人類的角度思考它的意義——由事實和觀念的便捷交流帶來的智識增長，家庭、友誼和群體紐帶的增強，對商業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能夠意識到，區區一張郵票對於發展我們複雜的文明所發揮的作用。我們不認為羅蘭·希爾能與羅伯特·克萊武或塞西爾·羅得斯相提並論，但他與他們一樣，是帝國的一個真正締造者。
對比英國與美國的政治生活，有三點特別打動一個美國人，無論他多麼愛國，無論他多麼理解由於環境、歷史和年齡因素導致的必然差異。例如英國，有兩千年的訓練和日益增加的天然政治稟賦，可以有一個所謂的「不成文憲法」（儘管它的許多重點內容是成文的），而一個新的聯邦國家必須有一部成文憲法，正如任何新成立的組織必須有一套書面的章程和規章制度。但是在英國國家的成熟中，培育出了或許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務員制度，最少受到官僚主義弊病的困擾，廢除了政黨分肥制，在議會創議立法之前廣泛而經常地使用皇家委員會（Royal ission）來研究問題的各個方面。最後一項是現代政府機器最有用的部分，是在1830年代的改革時期發展起來的。它的問世是因為從提議的改革中產生了大量複雜的問題，以及那個時代特有的嚴肅性和責任感。皇家委員會從此延續下來，也許已經成為格雷勛爵和《改革法案》時代遺留下來的最有價值的遺產。
這個時期嶄露頭角的政治家，其中一些人還要持續到下一個時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們所認為的典型的英國人。例如約翰·羅素勛爵，他被自己身處的社會階級的許多人認為是一個激進分子，就是他在下議院提出了《改革法案》。兼具桀驁不馴、民主和貴族的品質於一身的他，有一句名言「讓我們先是英國人，然後是經濟學家」，儘管事實上他是當時盛行的偽科學學派里最正統的經濟學家。
還有格雷勛爵，他是一個貴族中的貴族，卻總是贊成舊議會制度的改革，以自己的謀略和成見等待了一代人的時間，直到他能夠在1832年把偉大的改革法案的計畫付諸實現。孩子直呼父母之名的習慣，在格雷家庭生活中是慣常的事，這對於一個在當時被認為相當冷漠離群的偉大貴族和對於維多利亞時代來說，都是一個趣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