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靈頓公爵失去了幾乎黨內所有派系的支持，為輝格黨複位提供了機會，這是最幸運的一件事件，孕育著對聯合王國和帝國的巨大影響。托利黨已經在《天主教徒解禁法案》上觸礁。愛爾蘭問題不再僅在愛爾蘭本土產生反響，還導致英國一個具有長期歷史的大黨分崩離析，奧康奈爾通過顯示人民的群體行動可以有多大效力，為即將到來的《改革法案》做好了準備。這些是愛爾蘭人對英國改革的貢獻，其中1831年的嚴重蕭條提供了額外的動力。
那是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到處都有人要求更多的自治，這意味著對舊秩序的重建。這個問題以議會改革的形式呈現出來，但遭到公爵和托利黨人強烈反對。《天主教徒解禁法案》和愛爾蘭人獲得議會和法官的席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特權幕牆上的最初裂口，但是整套制度體系必須被廢止。那時人們面對的問題是，要麼制度被革命推翻，要麼以憲法的方式進行改革。要是威靈頓公爵，一個只有狹隘的軍事頭腦的人，及其反動的同黨追隨者繼續執掌大權，第一個選項可能不幸地成為必然的選擇。幸運的是，輝格黨人的上台使人民能夠沿著一條和平的道路前進，雖然不乏刺激和危險。
格雷勛爵領導的新政府，閣員包括約翰·羅素勛爵、帕默斯頓勛爵、墨爾本子爵等人，於1831年3月1日提出一項《改革法案》。
格雷勛爵和其他幾位改革者自從1820年就認為，一場廣泛徹底的變革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對我們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存在的下議院選舉制度顯得極其荒唐。在聯合王國和愛爾蘭，選舉人的資格和鎮、自治市、郡的代表依據可謂五花八門。這裡僅舉幾例我們可以注意到的突出怪事。在蘇格蘭，由不足四千選舉人選出45名下院議員，而在整個薩瑟蘭郡只有34名投票人，代表愛丁堡的下院議員則由33名投票人選出。天主教愛爾蘭的郡和自治市大部分處於新教徒地主的控制之下。在英國，也有幾個自治市具有真正的代表性，郡的議員人選頗能代表較小的紳士和較大的農場主。然而，這些議員在下院，被來自自治市的403名幾乎完全被某些大亨或者小寡頭擁有或掌控的議員淹沒。據估計，1827年下議院全部658個議席中，276個自治市的議席被大地主所控制，其中203名屬於托利黨。
這些席位可以像任何其他個人財產一樣買賣，有時要投入幾乎一個鄉村莊園的所有價值去獲取一個議會席位。一個席位有時售價高達兩萬或者三萬英鎊，一次大選可能因此給一個幸運的席位擁有者帶來一筆可觀的財富。在有些地方，僅僅幾個投票人選舉兩名議員，可以用一小筆錢買通。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老塞勒姆區，儘管完全沒有居民，還派了兩名代表去威斯敏斯特的議會，他們是由閑置土地的業主指定的！另一方面，有些新興大城市，如謝菲爾德、利茲、伯明翰、曼徹斯特，根本就沒有代表，儘管曼徹斯特有十八萬人口。再看看其他的數據，據1820年的《黑皮書》記載，在300名議員中有144名貴族是被任命的，123名政府官員還可以指定另外的187個議席的人選，土地貴族、政府及其攀附者完全控制了大多數。
這樣，工人階級實際上被完全剝奪了選舉權，中產階級絕大部分被剝奪了選舉權，迅速崛起的工商業巨頭群體也如此，除非某些地方兩三個巨頭能夠購買帶有議會席位的地產，或者聯合起來購買一個自治市。這個制度顯得如此荒唐，它歷經許多個世紀的發展，涉及席位私有制和由一個階級把持政府所產生的既得利益。不僅沒有一個階級不曾經過鬥爭就放棄他們的特權，而且人類的本性使其把自己的特權視為健康、有序的社會的某種基礎。此外，在任何情況下總是能找到合理的理由，無論是1776年的美國革命，還是1830年托利黨維護自身的鬥爭。據稱——正是議會制度使英國強大，雖然它很奇怪；它「實際上」代表了所有階級，如果說不是直接代表的；它使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能夠進入公共生活，並培養出一個由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社會等級所組成的治理階層；以及從《大憲章》以來，英國沒有像改革者提出的那樣冒險擴大選舉權，便贏得了自由。
其中一些說法無可否認，但是當格雷勛爵提出他的法案時，無論中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都立場堅定，也合當如此。如果我們要公正地考察任何歷史危機，就必須考慮到當時的氛圍、條件和偏見，而不是基於我們自己時代的情況，否則就會對那些反對歷史進程的人不公，會貶低那些使自己與未來保持一致的人的見識和能力。
舊制度在迅速瓦解。在19世紀的上議院，包括貴族和主教，成為任何社會進步的幾乎恆常的絆腳石。在《改革法案》出台的前幾年，下議院的知識水平和公共精神也很低，仍在困擾著美國的「政黨分肥制」在英國登峰造極。議會成員頑固抵制自己機構的改革，並傾向於抵制國家生活其他部門的變化或改革，以免洪流一旦釋放出來，就會捲走自己的特權地位。然而，儘管這一切及其所有的缺陷，英國的議會制政府是歐洲最民主的，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可以有充分理由地指出這一事實，以及大陸的「改革」或革命運動脫離了正常軌道。在這樣的背景下，格雷勛爵提出了他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