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也不平靜。在那裡，種族、經濟和宗教問題交織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大地主是新教徒，而且許多是不在當地的英國人。愛爾蘭的土地制度總是比英國更糟糕，愛爾蘭地主拒絕實施在英國地產上慣常做出的任何改進，甚至在窮困的佃農自己做出一些改進時收取更高的租金。與同時期的其他地方一樣，人口迅速增長，到1830年可能達到七百五十萬，在沒有工業的情況下，對於高額地租的農業而言過於龐大；本指望在1800年愛英同盟成立之後就可以發展工業的。
愛爾蘭人反感這個本可以帶來很多好處的同盟，有其正當的理由。天主教的解放，曾被認為會隨著同盟的建立而發生，卻遭到拒絕。如果說都柏林的愛爾蘭議會是不稱職的，那麼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被證明更是如此，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緩解令人絕望的經濟形勢，甚至在1822年嚴重的饑荒之前，農民就已經陷入幾乎難以置信的貧困狀態，這也是大多數持續不斷的農民暴動的原因。對於這些，鎮壓是採用的唯一政策。議會的表現很像一個正在治療危重病人的醫生，拒絕考慮疾病，而只是當他神志昏迷時敲擊他的頭部。即使愛爾蘭改革者，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宗教問題上。
格拉頓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倫敦當一名議員將無所作為，於1820年離世。愛爾蘭新領導人丹尼爾·奧康奈爾是一個不同類型的人。在愛爾蘭，沒有中產階級在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徒的受壓迫農民與新教徒地主之間居間緩衝，新教徒地主以驅逐為威脅控制著他們的投票，這是一種幾乎無所不能的威脅，正如當時英國的濟貧法一樣惡劣，因為愛爾蘭農民如果丟掉了自己的一點土地，便沒有一丁點兒防赤貧和飢餓的保障。在饑荒之前的十幾年時間裡，允許愛爾蘭天主教徒擔任公職的《天主教徒解禁法案》本可以在下議院通過數次，但總是在上議院受阻。在愛爾蘭，奧康奈爾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天主教協會，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政治權力。他對愛爾蘭饑民提供的藥方是混合著激進主義、經濟、宗教的大雜燴，並於1828年在克萊爾郡為自己贏得議會選舉，擊敗了在全國最有聲望的地主之一。這是一個重大事件。奧康奈爾已經成為愛爾蘭人公認的領袖，他贏得了席位，卻因天主教徒身份而不被允許就職。愛爾蘭爆發了憤怒的火焰，這個問題蓄積已久，現在威脅到爆發內戰。
威靈頓公爵作為首相，像最近幾任首腦一樣，一直強烈反對《天主教徒解禁法案》，現在認識到，這樣一部法案必須通過以避免革命或內戰。1829年該法案不顧喬治四世、牛津大學和幾乎所有怒不可遏的托利黨分子的意願在議會過關。儘管該法案獲得通過，英國人幾乎沒有顯示出寬宏大量來貫徹它，就如他們對待成功叛亂的北美殖民地那樣。然而，一系列重要的後果隨之產生：被要求重新當選的奧康奈爾，能夠在議會中把一幫愛爾蘭議員聚集在自己周圍，他們將來會經常在英國政黨之間維持權力的平衡；而威靈頓的托利黨政府不得不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