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涉及的1830～1837年，是帝國漫長歷史中最關鍵和最有英國特色的一段時期。別的地方都在鬧革命，而英國成功地實現了權力的和平轉移，並且通過議會行動，使權力從一個階級轉向另一個階級。而且維多利亞的登基徹底改變了王室的道德氛圍，為王權贏得了英國國內外人民的愛戴和尊敬，成為統一的神秘的象徵。政治權力大體上轉移給中產階級；女王及王權在國民的心目中獲得地位——這兩件事對於英國乃至整個帝國的命運，具有深遠的影響。1830年喬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繼位，他是一個古怪的人，很多人認為有可能像他的父親那樣精神失常。無論如何，君主的易位對於恢複王室的受歡迎地位無甚改觀，儘管威廉公開採取了一種極端民主的方式，但這趨於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民對他的尊敬。1830年「人民」問題到處赫然在目。那一年在法國，一場群眾革命廢黜了國王查理十世，擁立一位遠房親屬路易·菲利普為王，以一個新的和意義重大的稱謂「法國人的國王」（King of the French）取代了「法蘭西的國王」（King of France）。這個運動的主體是中產階級，他們反對查理十世主要是因為他無視他們，僅僅代表自己和貴族行使他的專制權力。在這方面查理十世的倒台對英國的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英國的中產階級也要求權力從地產大亨們轉移到他們手中來。
然而，大陸的實際情況與英國截然不同。梅特涅和其他統治者的鎮壓體系，壓制了從滑鐵盧到推翻查理十世期間的言論自由。缺乏自由的機制與和平商討的習慣，人民訴諸暴力革命，德國、義大利、波蘭、比利時緊隨法國，陷入社會動蕩之中。然而，一時的成效不會是永久的。十八年後，1848年的大革命風暴幾乎吞噬每一個政府，除了專制的俄國和自由的大不列顛。對比大陸鄰國，這是典型的英國方式：他們1830～1832年的革命是相對和平的、符合憲法的和影響持久的，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革命的話。英國互相遷就（give and take）的悠久歷史，以及在最後、往往是最緊要關頭的妥協，可能表明會出現這種情形，但是在1830年，許多人絕不確信它一定會出現。在伯明翰，托馬斯·阿特伍德組建了他的政治聯盟，有成千上萬的成員，呼籲議會改革。在倫敦南邊的一些郡，發生了貧困農民的騷亂，他們焚燒了大量的乾草堆，毀壞農業機械。這個事件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使農場主和大地主們驚恐不安，最後被政府無情、嚴厲地鎮壓下去了。在倫敦市內，有激進分子的大型集會，他們的行為只不過是發表一些威脅性的演講，但引起的驚恐是如此巨大，以至於最後決定最好不讓新國王乘著馬車經過街道去參加議會開幕式。在工業化的北方，有許多罷工，大談推翻現存秩序和舉行一場向倫敦的進軍，但沒有實現。
無論哪裡都沒有任何真正的革命口號、領袖和政黨。分散的、不協調的牢騷和威脅，甚至縱火行為，是人們或多或少同時的表達，他們因經濟狀況、低工資、教士的什一稅負擔和不滿意的《濟貧法》而陷入絕望。即使在最暴力的農場工人中，雖然採用了許多威脅手段，還是有不少同牧師和地主商討局勢、和平地達成解決辦法的事例，蘇塞克斯的蓋奇勛爵就是其中一個。在閱讀一些講述窮人的不滿的文章時，讀者對於其真實性和明確而溫和的陳述方式同樣印象深刻。然而，那些富裕家庭處於恐慌之中，這一事實與暴力活動的實際數量形成對比，使我們能夠推斷出，在這個國家法律和秩序意識是多麼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