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由於前半個世紀帝國的解體，包括失去美國，帝國還是一直在發展。帝國屬地被大多數人認為無足輕重，或者是一種可能的負累。如果說帝國的成長過去主要是由於商貿，現在則是因為國內日益增加的人口和失業壓力。英國獲得馬爾他、模里西斯、開普殖民地，強化了對其殖民地和印度海上航線業已強有力的控制。當卡斯爾雷為開普支付大約三百萬英鎊時，其理由是，它將是製造業商品的必要市場、一個商貿港、一種阻止其他大國擴展奴隸貿易的手段，而不是一個刻意規劃的世界帝國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在戰後的艱難歲月里，對於各種各樣的屬地在防衛上的必要開支，反對者大有人在，他們爭論說代價太大而不值得。
在南非，守備部隊的減少給荷蘭人和土著都造成了一些問題，因為開普幾乎不被看作一個殖民地，直到1820年英國移民人數都很少。第一次相當規模的殖民者的湧出是由於議會支持的一個運動，幾年後英語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英國的支配地位就樹立起來了。大多數當地荷蘭人除了母語外不能講任何其他語言，而且無法開展行政管理工作；在法院，英語不被人理解。雙語問題總是一個困難的事。變化，連同一些經濟限制，凡此種種無疑使得鄉村的荷蘭人有一種低人一等和怨恨的感覺，甚至有使他們淪為「貧窮白人」地位的趨勢。在和平條約中，英國對荷蘭很慷慨，而且為後者的南非屬地付了一大筆錢，但在這片轉手的領土上的荷蘭公民自然對這個轉讓沒有好感。控制權的改變及其不可避免帶來的問題，埋下了未來衝突的種子。
然而，開普殖民地不僅是一個市場，而且佔據著通往印度的路線，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類似直布羅陀之於地中海的位置。這一時期的印度，馬拉塔人最終被完全征服，賓德人則被徹底擊潰。隨著這些事件，半島整個中央部分平定下來。1826年英國的統治延伸到了緬甸，後者愚蠢地進攻印度，乘船推進到加爾各答。他們用帶有猛獸圖案的紋身威脅英國人，但未達到目的，在攻擊敵人時很猛烈，對火炮的防禦則很糟糕。雖然不是對手，在一定條件下他們作戰很好，但是當他們毫不留情地處死了所有戰俘時，兩年的戰爭發展成為雙方殘酷的搏殺。
誇張的描述流傳開來，說緬甸人如何殘暴和英國人如何被擊敗，連同與軍事服役有關的一些真實的或聲稱的痛苦，結果印度兵部隊在印度的巴拉格布爾（Barrackpur）發動兵變，成為一代人以後一場大兵變的不祥前兆。問題主要集中在第四十七土著步兵團，他們拒絕服從命令，在經過充分的警告之後，在操場上被解僱了。很多人被殺，五個頭目被處決，數百人被判罰十四年苦役。
1828年，卡文迪什-本廷克勛爵作為總督抵達印度，發現這裡財政混亂，諸多事項需要改革。事實上，他的一項經濟措施涉及將鴉片從印度中部運輸到孟買的直接通行許可，代替原來途經信德的路線，這樣英國政府從中國煙民的道德敗壞中獲得了一種收入。他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對本土人的態度，很可能使得在1833年議會中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得以保留，此時英國已經厭倦了單純的征服和印度領土的誘惑，決心致力於改革和人道主義。
雖然印度思想觀念中有不少高尚和理想主義的東西，但印度教已經被一大堆令人反感的習俗敗壞了，包括殉夫自焚（Suttee）——即在丈夫葬禮的柴堆上強制犧牲寡婦獻祭。即使是默許的，燒死活人的做法也是殘忍和有辱人格的，它通常是在寡婦極端不情願的情況下強制實施的，往往她們還是個孩子。1829年本廷克在孟加拉廢除了這項習俗，第二年也在其他一些省份廢除了。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懂得梵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英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孟加拉人拉姆·莫漢·羅伊(Ram Mohan Roy)，長期以來撰文抨擊這項習俗，招致本國人的完全排斥，然而，當數年後本廷克因禁止這項儀式而使自己不得人心時，羅伊出現在倫敦，在英國議會發表演說反對五百個高種姓印度教徒要求撤銷本廷克的請願，使自己的種族受益匪淺。
總督也成功地鎮壓了 thagi 或者說 thugs ，他們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世襲種姓的罪犯階層。通過這些及其他改革，如廢除溺亡女嬰制度，本廷克七年的任職服務標誌著兩輪長期的系列戰爭之間一個和平和全面進步的時期。他去到印度，向那裡灌注了那個時代英國最好的改革熱情。就宗主國而言，印度與現代英國文官制度的建立緊密相連，它早期曾為追逐私利的冒險家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狩獵場。政府職位一直受到青睞，與今天的美國到處盛行的情形十分相似。說到議會成員，甚至不是一個改革者的威靈頓公爵，曾說：「事實上，關於地方任免權唯一的問題是交給這位先生處置還是另一位先生。」我們知道他的哥哥在印度開辦了一所學院來培養人才，1806年在英國赫特福德建立了一所學院，後來遷往黑利伯里，都是為著同樣的目的。在拿破崙戰爭末期，東印度公司規定，所有行政職位的候選人應該在黑利伯里學院學習至少四年。儘管關於國內政府文官的類似通用法規還要到下一代，但這可以看作是一種觀念在英國的開始，即在政府中擔任較高終身職位的人必須接受培訓，而不僅僅是政治任命。
太平洋殖民地的進步則沒有這麼快。在紐西蘭，在多民族的商人、早期拓殖者、逃犯群體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無政府狀態。1823年殖民事務部甚至宣布這個島嶼不是英國的屬地。儘管對毛利人作為兇悍的食人族心懷恐懼，還有一種擔心發展起來，那就是制止新南威爾士的罪犯逃離。於是，新成立了多家不同的公司來協助移民，但這些大多都失敗了，真正解決要在下一個時期。
在澳大利亞，勘探一直在快速地繼續著，大陸的全部價值開始被認識。斯特爾特（Charles Sturt，1795～1869），一個追蹤河系的人，當他發現達令河是墨累河的一條支流時欣喜若狂，下令升起英國國旗、同夥一齊歡呼三聲。他的意見可以為英國式的含蓄增添一個例子。他寫道：「那是一種英國感受，一種迸發，一種漫溢，而我願意承認我們的處境和形勢就足以解釋一切了。」維多利亞成為定居地，為西澳大利亞奠定了基礎。到1826年，甚至有談到地方自治的話題。人口迅速增長，在建立起存在於早期北美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的那類自治之前，仍然存在犯人和刑釋人員比例大的問題。
在加拿大，由於下加拿大有大量的法國人，存在類似的困難。1791年法案建立了一個代議制政府，但在實踐中，殖民事務部掌控大局，其中的任免權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法案的初衷，在統治集團與選民之間缺乏共同點。領導人路易斯·帕皮諾代表所有法國人，而總督達爾豪西勛爵，代表英國人的意見。在倫敦，殖民事務大臣巴瑟斯特勛爵一直舉棋不定，在他1827年退休後，他的繼任者將證明對一個真正的民選政府和意見表達更加開明。時機似乎成熟了，一個代表團被派去英國，向議會陳述整體形勢。此舉導致了數年後，即1839年著名的達勒姆勛爵報告，它是目前英帝國政策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下文再述。
這樣，在戰後時期，一個總是讓人感到可怕的時期，儘管有不少問題和急迫的危難，英國不僅避免了革命和武力鬥爭，而且繼續經營它的海外實力，對內確立了改革和廣泛擴大各個階級的自由的路線。愚蠢鎮壓的時代已經過去，它的權力和聲望的頂峰就要到來，儘管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