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識而言，我們所討論的時期是英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但是從社會和藝術上而言，是沉悶和平庸的。如我們所知，王室正處於它的最低潮期，既沒有顯示出王家風範、道德和智慧，也沒有激起任何興趣，甚至它的醜聞都是低級和庸俗的。就政治家而言，儘管坎寧放在任何時代都很突出，但絕大多數托利黨領導人都已成為相當「乏味的貨色」。製造業新富，主要是不從國教者，其背景有限，無論有什麼成就都不能獲得顯赫榮耀的社會地位。即使在舊的貴族中，長期的戰爭已然打斷壯遊（grand tour）的習慣，這一習慣以前引導年輕的貴族花幾年時間在歐洲大陸旅行，在藝術、風景和社會生活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開闊眼界。
這一時期收藏外國藝術品基本上中止了，我們提到的額爾金大理石雕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修建大宅（great house）不再時尚，例如威靈頓，在滑鐵盧戰役之後，沒有從事像一個世紀之前馬爾博羅的布萊尼姆宮那樣雄心勃勃的工程。小型房屋、工廠和骯髒的新城鎮，不會激起偉大建築師的興趣，即使有這樣的人存在。在繪畫方面，偉大的根茲博羅（Thomas Gainsbh，1727～1788）學派及其他藝術派別在這一時期後繼無人；勞倫斯（Thomas Lawrence，1769～1830）只是學院式的；以約翰·克羅姆（John e，1768～1821）為代表的本土風景藝術家畫派，主要圍繞小城諾里奇興盛起來，但整體上繪畫變得無關緊要和微不足道。
在工人階級中兩個主要的解脫方式，就是一方面喝酒另一方面信教。如果說不少不快樂的人選擇了喝酒，那麼為數眾多的人也選擇後者。在上層社會，自然神論和逍遙自在的無信仰還是時尚，但是不從國教者日益增加的財富和貧困大眾轉向福音教派，導致權力的增長和信條的對立。這一點由《忠誠宣誓法》的廢除以及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基礎設施的增加得到證明。國教教會保證，政府的錢不應該花在它自己的轄區之外的學校上，但是私人捐贈匯流成河，僅僅出於自我保護教會不得不使自己積極行動起來。
G.M.特里維廉（G.M.Trevelyan）教授的說法是權威的：到1818年，兩百萬英國兒童中有六十萬正在各類學校就讀。沒有這種大規模提高讀寫能力的趨勢，有序的工人運動和議會改革是不可能的，所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低水平的和零星的。毫無疑問，被不同教派之間的競爭和衝突延緩的教育改善，現在終於邁開了步伐。
這一時期的文學，與18世紀的理性時代不同，反映了新的時代精神，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幾代人將要出場。
這一時期知性和審美文學生活敲擊的主要音符是個人主義。除了少數幾位文學巨匠，這與對社會問題的濃厚興趣密切相關。一般而言，有四個派別。我們已經在斯賓塞、歐文等人的著作和活動中談論過社會主義的起源。還有經濟學家如李嘉圖，他鼓吹個人主義和社會重建的必要性的學說。還有一個派別叫邊沁派，即傑里米·邊沁的追隨者。邊沁的哲學是膚淺的——他最為人所知的名言是，社會的目標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以及「每個人是他自己幸福的裁判」——然而他具有深刻而有益的影響。所提到的第一句話是如此簡明，這點很顯然，但也如此新穎，以至於成了一個與19世紀早期的弊病作鬥爭的強有力的戰鬥口號。第二句話是對那個處於初期的理論——即個體的存在是為社會的利益，而不是相反的——的解毒劑。
確實，這個理論沒有被今天的極權獨裁者以粗魯、野蠻而殘酷的方式所鼓吹，但有一種微妙和危險的信念生長起來，即如果國家財富和實力增長，一切都會好，不管對個體公民的生活和幸福有何影響。太過注重由工廠系統所生產的國家財富的統計，而不是生產者的福利。英國經濟和政府正在越來越危險地變成一個龐大而無靈魂的機器，而不是意在創造一個幸福家園。如果說在19世紀期間自由放任的學說有其邪惡的影響，經濟學家的上述思想和邊沁派，則做了許許多多防止英國滑向德國的國家觀念。
邊沁的影響在另一種形式上也是永久的。不錯，他枯燥無味、視野局限，例如，可以看出他的司法改革巨著著眼於程序而不是理念。但是，邊沁派在提出建議措施之前對一些問題的事實和細節的仔細考察，可以被認為為後來的一些皇家委員會及其報告奠定了基礎，這些報告對英國治理和立法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貢獻，時至今日。
在純文學中任何時代都應該稱為大師的人，包括司各特、拜倫、華茲華斯、濟慈、雪萊、蘭姆、簡·奧斯汀、德昆西、蘭德、柯勒律治、布萊克等名字，還有其他知名度次一些的人。雖說司各特每年面世一部《威佛利》小說，是為了幫助他償付由出版社的倒閉而產生的他認為屬於信譽債務的十萬英鎊，從過去的羅曼史中為現實尋求解脫；雖說奧斯汀小姐永遠輕快的小說極少反映時代的緊張；雖說濟慈認為所有他要了解的就是「美即真理，真理即美」；雖說在「聖查爾斯」·蘭姆的寧靜而離奇的散文中沒有任何突破性的東西，然而，這一時期的文學整體上還是表現出一種面向普通人、窮人和受壓迫者的新風氣。
拜倫和雪萊的熱烈詩句吐露著真正的反抗，而華茲華斯的平靜的詩句雖然與之形成十足的對比，但在對所有低下事物的關註上毫無保留，作為下一個世紀特點的思想革命已風雨欲來。而且，也許在英國生活中找不出第二個時期，比這個時期的文學之花更具英國特色：其範圍之廣，從拜倫誇大的自我主義到蘭姆幽嫻的奇思妙想；其對民族歷史和鄉村美景的熱愛；其對治理問題講求實效而非理論上的專註；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華麗美好的修辭。
為數眾多的作家彼此各異，可沒有一個不能立即被識別出是英國人，不僅在於他創作的素材，更在於他處理的手法。這一時期的文學也與前兩個偉大時期的文學形成強烈對比，有一個從伊麗莎白時代開朗樂觀的愛國主義而來的巨大變化，以及對約翰遜時代古典主義的擯棄。國王和王后在伊麗莎白時代的劇院昂首闊步的情景已然過去，如同理性時代的自鳴得意也成為歷史一樣。普通人佔據了被一大堆迅速而來的問題所包圍的舞台。
文學的環境也在改變。不僅作家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出版社和雜誌社使得作家在沒有早期貴族「贊助」的幫助下也能夠出版他們的作品。也有了一個新的公眾群體。《1832年改革法案》之前的整整一代人被日益增加的識字人數打破了內心的平靜，心潮澎湃，懷著期待或憂慮，我們今天很難理解。上文談到過小學教育的大幅增加，而在工人階級中，成人教育也開始取得進展。書店成倍增加，雖然英國的公共圖書館遠落後於美國，直到1850年才出現。伴隨其對閱讀事務的影響，閱讀不僅在工人中增長，而且在中產階級中增長了。據說緊接這一時期之後，在幾乎每個城鎮建立的工人成人學校里，「商人、製造業者、小職員、店員、手藝人、匠人」的人數遠遠多於技術人員，他們的圖書館幾乎整個被中產階級佔領。閱讀不再是貴族和富人僅有的特權，作家也不再只依賴於他們，或依賴於政治派別，如在斯威夫特和笛福時代那樣。由於馬卡丹（MacAdam）和泰爾福（Telford）的功勞，道路獲得了巨大改進，他們的名字在道路建築方面還在沿用。隨之而來的旅行人數和速度的增加，激發了民族的思維，並方便了新聞和文學的傳播。
新道路網路的順暢、堅硬的路面使得商人和旅客能夠快速旅行，似乎當時這種進步之大相當於後來1830年代鐵路帶來的進步，或者我們這個時代汽車和飛機帶來的進步。這是一個四輪馬車的偉大時期，它以每小時十英里的速度改變了國家的生活。道路和馬車旅館帶來的新生活，連同下個世紀的一切變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聖誕卡和傳統還見證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把馬車時代和馬車路看作是英國獨一無二的。第一艘蒸汽船在美國試用數年後，1812年在克萊德河投放了一艘。這種船舶逐步用於沿海航務。經過兩代人的勞動，運河體系竣工了，聯合王國的每一部分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緊密地聯結起來。交通的改善增加了國內商務和休閑旅行，意味著增進了解和開闊視野。這樣，一個智力上越來越敏捷、知識和政治興趣的引力中心正在轉向的國家，已經臨近議會改革的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