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似乎也颳起了一股自由主義的新風。西班牙、義大利、希臘、葡萄牙都發生過叛亂，都受到各大國的譴責，卡斯爾雷覺得有義務和它們一起行動。而坎寧則對奧、法、俄努力鎮壓叛亂的態度和行為公開指責，這使得他在英國很受歡迎，並被大陸自由主義者視為英雄。誠然，除了希臘和葡萄牙的情況，英國沒有對大陸的反抗群眾採取任何武力援助行動，但他們有來自海峽對岸的強大聲音為他們的事業呼籲聲援，正如在本世紀頻繁發生的那樣。希臘反抗奧斯曼帝國苛政的暴動在法國和英國贏得了很多同情，拜倫是親自去幫助希臘人民的志願者中最傑出的一位，英國上層階級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趣，因為他們的教育徹底地滲透了古典時代的藝術和文學。1806～1812年額爾金大理石雕從希臘運到倫敦、拜倫在米索朗基（Missilonghi）捐軀、工人階級爭取議會改革的鬥爭，都是社會拼圖的點滴。1826年英國加入法、俄，要求奧斯曼土耳其准予希臘建立自治政府。已經六年未能征服叛亂的蘇丹向埃及求助，但在1827年納瓦里諾（Navarino）戰役中，三強聯盟徹底擊敗了埃及艦隊，希臘成為獨立國家。
同時，英國已經退出的神聖同盟，以法國為代理人，使西班牙人在他們可惡的國王費迪南七世的統治下服服帖帖，法軍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一點。英國人的情緒——反法、反天主教、對自由的熱愛，被深深地激發出來。坎寧向法國提出強烈抗議，警告西班牙反動政府不要染指葡萄牙，當遭到拒絕時，他派遣四千人的部隊去保衛這個國家。
還要談到波旁王國聯合起來試圖重新征服南美反叛的西班牙殖民地。在推翻拿破崙的鬥爭中，英國不得不與一些專制大國結為盟友，現在英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政策顯然正在迅速地遠離這些大國，而支持各族人民起來爭取自由反對獨裁。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還深深地涉及經濟利益問題，在他們的商務向世界開放以後就成了英國商品的重要買主。坎寧因此警告各大國，英國艦隊會阻止把從西班牙帝國的廢墟中興起的年輕國家置於控制之下的任何努力。同時，美國也在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不僅在南美，而且在俄勒岡鄉村地區——為此，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與英國公使在華盛頓唇槍舌戰。在太平洋彼岸，遠在北邊的俄國，歐洲列強中最反動的國家，正在開拓殖民地和威脅向南擴張。當坎寧突然建議美國政府，兩國應該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在某種程度上不許其中一方把任何南美殖民地據為己有，而且任何一方「都不會看著任何一塊殖民地轉手給其他列強而置之不理」之時，門羅宣言在美國政治家的頭腦中已經開始醞釀了。
兩個講英語的國家本可以以統一的新世界政策出現在各國面前，若不是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承認南邊新的西班牙國家的獨立，而坎寧拒絕了一年多，此時已經太遲。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就維持歐美關係在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發表了著名的宣言，終結了歐洲大國對美洲國家任何進一步侵佔和殖民化的努力。該宣言其實主要出自亞當斯，從此得到維持和監督，其影響之深刻廣泛遠遠超出了英國的建議，坎寧十分鬱悶。英美合作的又一個機會錯失了，它們本可藉此滌盪歷史記憶，並在未來幾代人中改變兩國人民之間的關係。
然而10月，坎寧與法國公使波利尼亞克會談數日，堅決警告法國不要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拒絕考慮就這一問題舉行任何歐洲大會，除非有美國代表參加。雖然他不喜歡門羅宣言的弦外之音，但他明白，至少在目前這使他手中多握有一張牌。結果英國在歐洲能夠拒斥俄、普、奧、法的壓力。美國正在上升為一個在世界事務中名列前茅的國家，雖然其扮演的角色絕不可忽視，但是把舊聯盟的成員國拒於南美之外的決定性因素是英國艦隊，在這個意義上坎寧以一句名言為自己找到了理由，「新世界的出現是為了重塑舊世界的平衡」。法國雖然暫時控制著西班牙，但至少不能獲得舊西班牙美洲帝國的資源。
坎寧也利用時機警告大陸諸強。「不言而喻，」他在公眾演講中說道，「我們締造和平，或者因為我們懼怕戰爭，或者我們沒有準備好戰爭。〔英國〕顯然是被動地把權力在一個合適的時機集中發揮出來。」如果說拿破崙戰爭結束以來英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很明顯，無論是對內對外，它都在進入一個新階段。
然而，極端的托利黨人，主要是埃爾登和威靈頓公爵，在各種改革與自由主義的潮流面前感到焦躁不安。首相利物浦，儘管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擁有團結內閣的能力，卻被中風壓垮了身體，不得不辭職；坎寧自己有病在身（在四個月後死去）成為政府的首腦。保守的埃爾登和威靈頓，或者自由主義的皮爾都不加入他的內閣，儘管有些輝格黨人加入。實際上托利黨正在解體，分裂為老托利黨人和坎寧派。坎寧死後，建立「老婦人戈德里奇」（Goody Goderich） 領導的政府的努力流產，威靈頓成為首相，吸收了部分坎寧派人士，這些人很快就辭職了，實際上加入了輝格黨。
儘管老托利黨人居於支配地位，但威靈頓-皮爾內閣採取了兩項改革措施。一個是1828年廢除《忠誠宣誓法》，使不從國教者免受政治資格的剝奪，這一剝奪他們承受了近一百七十年，雖然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仍然遭到反對。另一個就是我們現代城市警察力量的創建，它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效益，並為英語增加兩個辭彙。由於是由羅伯特·皮爾爵士創立，因他的名字，這些人從此以「Peelers」而知名，或者以更為通用的和帶有感情的「Bobbies」相稱。倫敦「警察」以其幽默、善良和高效率聞名於世。它不僅成為一個最典型的英國制度，而且對政府和社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改革以這兩項措施暫時中止，因為老托利黨人不容易的團結很快被愛爾蘭問題和天主教問題所分裂了，連同議會改革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深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