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層階級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那麼受剝削的階級則不知道為什麼而奮鬥，但在相當程度上他們開始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改革議會代表制度，否則別的事都無從談起。在他們可以在法律的制定上發聲之前，他們的苦衷不大可能被那些當權者的良心所理解。
儘管人的苦難的淵藪是和平之後十年的顯著特徵，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沒有暴力，即使有的話，多數也是由政府的憂心恐懼和愚蠢措施蓄意激起的，它僱傭密探甚至特務、姦細去發現並不存在的密謀。1816年和1817年零星的騷亂被輕易鎮壓，隨後幾年工人們開始組織一些秘密社團。政府擔心再來一次已然成為上層階級夢魘的法國大革命，在英國歷史上最後一次中止《人身保護法》，並在次年獲准重新生效。同時，曼徹斯特一個為數眾多的受難工人群體開始向倫敦進發，為了一個簡單而唯一的目的，即向攝政王遞交一份請願書，老國王喬治三世此時因為不可治癒的精神失常早已喪失工作能力。他們手無寸鐵，每個人手拿一床毛毯，因而獲名「毛毯派」（Blaeers）。他們徒步旅行，邊走邊徵召新成員。政府用軍隊和義勇騎兵隊（Yeomanry）輕易就衝散了行軍隊伍，許多人被投進監獄達數月之久，儘管他們都沒有犯罪。在大窘迫中，有一種斯賓塞 學說的復興，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過，一個斯賓塞協會成立了。政府假裝認為已受到革命的威脅，雖然它只是政府自己的特工——臭名昭著的奧利弗攪起的一場叛亂。
那時給經濟問題喚起新思想的一個領袖就是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他是一個通過棉花加工而發財的有趣人物。由於對工人階級的處境感到不安，他在新拉納克為他的職工開辦了一家模範工廠和村莊，逐漸形成了一個信念，即只有政府控制生產和分配，每個人公平的境況才會實現。他的思想模糊，沒有形成明確和實際的制度，但備受關注，主要是因為他已表明，他可以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同時，在對待僱員上遠遠超越時代。他後來的生涯與本書的主題無關，但是在歐文和他的信徒及繼承者，如托馬斯·霍吉斯金、威廉姆·湯普森和其他人中間，大多數後來的英國社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這時候產生的，儘管這個術語本身還沒有使用。
更重要的是激進分子（Radicals），他們要求成年公民選舉權和每年召開議會，雖然他們沒有除此之外的建設性社會計畫。這個群體的領袖是威廉·科貝特，他把一張新聞傳單變為一張只反映他自己觀點的報紙，即《政治紀事報》，通過這樣逃避重稅，他就能把價格從大約一先令減少到兩便士，結果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影響相應地增加了。一個叫梅傑·卡特賴特的人創立了全國性的「漢普登俱樂部」，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在下議院對牛彈琴，「演說家」亨特在講台上對民眾高談闊論。儘管這些演說和文章沒有立即產生效果，但它們教導工人階級就一個可能的未來進行思考，而不只是回到一個現在不可挽回地迷失的過去。
1818～1819年有一個短時期的繁榮，但是貧困加劇了，隨著失業的增加，激進分子的議會改革思想普及開來。1819年8月，大約五萬名手無寸鐵、純粹抱著和平目的的市民聚集起來要遊行。聚集在曼徹斯特聖彼得廣場的隊伍，遭到一支輕騎兵的襲擊，他們是來增援當試圖逮捕「演說家」亨特而遭到推搡的義勇騎兵隊的。九名男子和兩名婦女喪生，約四百人受傷。儘管數名軍官被免職，這支部隊卻受到政府的熱烈稱讚，但人們為這次慘案取的名稱「彼得盧」
（Peterloo），在全國受到頭腦清醒的人士的廣泛譴責，倫敦市議會向攝政王遞交了一份抗議書。
政府的回答是向負責的治安官致以祝賀，在議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六法令」。其中三部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其他條款旨在壓制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其中一部事實上將所有公眾集會限於堂區會議。 另一部針對出版自由的權利，允許治安官搜繳任何他們認為褻瀆宗教或者煽動反政府的文字作品，把高額的印花稅延伸到所有報紙和特定型號的小冊子。新聞界因此部分地鉗制言論，貧窮階級中閱讀物的流傳受到很大限制。
然而必須指出，如果愚蠢的鎮壓行為似乎是政府處理民眾不滿情緒的唯一方式，它的確感覺到了真正的驚恐。而且那時沒有警察制度。今天的英國警察，從對付民眾的長期經驗中，從維持他們與人民之間的相互好感中，不僅成為法律和秩序的維持者，而且已經成為社會機制中顯著的潤滑劑。而在早期時代，除了小股軍隊或未經訓練、風聲鶴唳的義勇騎兵隊，沒有什麼來代表秩序對付暴民，在任何衝突中流血的危險比現在大得多。任何人看到倫敦「警察」（Bobbies）「保護」遊行示威者，且與示威者相互開玩笑，會認識到兩個時期的差異甚大。
在五年後的1820年發生的兩件事，似乎使政府試圖通過安插密探和其他方式在全國反覆灌輸的擔憂顯得有些道理。卡托街陰謀是關於一群只有大約三十人的亡命徒計畫趁進晚餐時刺殺整個內閣成員的事。幸好發現及時，首領被處決。在格拉斯哥，一小群激進分子反抗被派來驅散他們的部隊，但是保守的輿論正在從政府轉移，轉而認為是該有些改革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