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以準確的細節重演，可是某些歷史運動和時代的確在它們的主要梗概中彼此具有顯著的相似之處，其中包括革命和戰後時期。在漫長的、持續了幾乎一代人的拿破崙戰爭中，窮人和工人階級極其痛苦。我們已經指出了一些發揮作用的因素，如機器生產、農業和鄉村手工業舊制度的瓦解、人口的增加和遷移，以及我們現在所稱的技術性失業，還有工人與僱主之間關係的改變。
這種形勢本身已經足夠嚴峻，所提出的問題要求最為出色的治國之術和一種改革熱情來應對。可是，大陸的革命和戰爭致使形勢變得更加令人絕望。我們已經看到了法國「恐怖時期」的暴行是如何導致改革中斷的。那些歲月里長期的戰爭擾亂了正常貿易，物價被抬高至缺貨水平而工資不見增加，從1792年到1813年又碰巧歉收。但如果說窮人受難，那麼富人變得更富。富人階層或許從沒有如此繁榮昌盛和心滿意足。陸軍規模仍然不大，都是職業軍人。英國本土沒有遭受過入侵併且只有輕微的生命損失。財產仍然主要是土地。隨著食品價格上漲，房租也翻番。如果對於那些正投資新興製造業的人而言，市場行情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那麼投機價格則給精明或幸運的人增加了財富，他們還可以利用總體的不確定性作為借口來維持低工資。
沒有組織權利的勞工階級是無助的，遭受著壓迫。在都鐸王朝時期，政府曾試圖保持物價和薪酬之間的平衡，但在18世紀末迅速向亞當·斯密經濟學派的自由放任主義轉變，這將在拿破崙倒台以後的一代人中達到頂點。工人階級既不能依靠工會組織自助，也不能從政府獲得支持，迫不得已起來造反。
1811年紡織工人發起了所謂的盧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由一個不知名的、叫內德或金·盧德人領導，某種意義上他成了窮人中的當代羅賓漢。工人在議會中沒有代表，受到當地代表極端保守主義的治安法官的管制，除了通過有組織的革命，沒有保障他們權利的手段。然而，那不是英國慣常的方式，也是不允許的，儘管遭受著巨大苦難。對比一個世紀之後的世界大戰期間和其後的情況，勞工階級既沒有威脅要發動武裝反抗，又沒有從政府獲得任何讓步。當反擊拿破崙的戰爭在滑鐵盧取得最終勝利之後，人們隨即期望一個繁榮時期，心中懷著一種通常的戰後心態——既然和平已經到來，其他一切好事也會到來。正是這種情緒幾乎無一例外地創造了表面的初始繁榮。然而英國人沒有意識到，到那時為止近代史上最大的戰爭與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同時發生，而世界已經明白了這一點。預期的繁榮未能持續，反而產生了最深的憂愁和沮喪。貧窮的世界不可能購買大量生產的商品。由於更充足收成和戰時需求的中止，穀物（）的價格（這裡應該指出，在英國是指穀類作物，特別是小麥，不是美國的玉米）下跌了大約四成，地主眼看著他們的希望瞬間破滅。對工人階級來說，食品成本的下降不足以抵消失業的損失。戰爭期間較低的「實實在在的」工資至少比和平時期無工資好。
現在，所有的階級開始遭殃，房東的租金減少了，農場主的利潤下降了，一些業主關閉了工廠，勞動階級和工人失去工作。普遍困窘之外還有一個事實，即所有人覺得和平應該帶來好時光，不該要求犧牲，現在戰爭結束了，帶來的卻是一個不安和衰退的時代。雖然歷史進程總是要經過一些覆蓋相當多時期的階段，但我們可以很方便地認為1815年標誌著英國生活的真正改變。從這一年，我們不僅可以追溯現代社會主義的興起，也可以追溯到階級之間一種不祥的裂痕的發端，以及我們已經提到過的曾經是英國生活中最合理的要素之一的相對缺失。由戰爭和工業革命導致的經濟問題是巨大的。我們這一代人很難責怪1815年當權的那些人，因為他們無力解決這些問題。然而這兩個時期的差別是，在前一個時期這些問題甚至沒有被感覺到。滑鐵盧之後僅需要考慮的兩件事情就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對財產的保護——前者導致殘酷的鎮壓，後者造成了不明智的立法。
議會幾乎完全由地產大亨所控制。1815年，出於挽回他們戰時收入的願望，他們努力使《穀物法》獲得通過。該法禁止進口外國穀物，除非價格超過八十先令每夸脫（即八蒲式耳）。第二年他們成功地廢除了所得稅。作為一種食品稅，《穀物法》不僅被所有消費者深惡痛絕，而且被未獲得議會選舉權的工廠主深惡痛絕，它被認為是對他們廉價勞動力的無理干涉。這樣，《穀物法》破壞了上層地主階級與新興富有中產階級之間的舊有和諧。現在正迅速演變為無產階級的勞動階級，除了被視為一類危險人群，還受到上層地主階級與新興富有中產階級的漠視。
對不同年代、職業類型、地理區域作一個概括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說，英國的窮人和勞動人民正在進入近代最黑暗的時期。在英國，實際的貧民可能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他們的處境幾乎就是奴隸，可以被濟貧法監管機構雇出去，甚至家庭永遠分離。但是，對於設法使自己保持在完全赤貧線之上的廣大人民來說，情況也極其糟糕。限制童工工作時間的努力在上議院受阻，只是在1819年通過了一項非常不完善的法案，只適用於棉紡廠，禁止僱傭小於九歲的兒童，將九歲到十六歲之間的兒童的工作時間限制在每天十二小時（不包括用餐），卻沒有足夠的強制執行條款。在其他一些工種中，孩子被帶離父母的身邊，甚至五歲時就被安排長時間在田間、工廠、礦場等處勞動。
我們不能完全責怪上議員愚昧的保守主義或冷酷自私。截至1830年，在自由美國的馬薩諸塞州的紡織廠，童工每天工作十三小時，一周工作六天，當時一份報告指出，「幾乎沒有為日常教育留有時間」。農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工業的長時間上班所取代，那個時代發展中的人道主義在排解邪惡的經濟學說和根深蒂固的社會態度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遲緩的。沒有休閑，實際上沒有健身和智力消遣的機會，即使成年工人的生活也趨於單調和絕望。
住房條件惡劣，在偷工減料建成的城鎮里或許是最糟糕的，它們的醜陋給倫敦留下了永恆的污跡。合適的衛生設施，包括水廁，不得不等待水管和總管道的問世，廉價的上釉陶器直到1846年才製作出來。由於舊生活秩序整體錯位，無數工人無所事事，不得不借酒打發時光，看著他們收入微薄的妻兒在工廠和礦場累死累活。大約相隔一代人之後的一份報告顯示了後者的情況，表明了五歲的兒童被迫整天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獨自勞動，甚至懷孕的婦女也不得不在腰間系一根鏈條，用手和膝蓋撐地拖拉煤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