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們所知，在先前的戰爭中，英國實際上在北美失去了原來的殖民地，在拿破崙戰爭的高潮時期，不得不把它們作為合眾國劃入敵人之列。它們的介入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決定性的，或者考慮到戰爭的巨大規模，甚至也不是重要的，但從後來的英美關係的角度而言，的確具有影響，所以需要至少片刻的注意。
當1793年英法開始發生戰爭時，大部分美國人對在獨立革命中挽救了他們的前盟友持同情態度，法國人民的起義現在似乎正引導著這個國家走向自由和共和主義的道路。大不列顛「暴政」和八年戰爭的記憶不堪回首，還有前面提到的未履約的爭執和貿易限制。
不過，華盛頓總統發布了一個中立宣言。法國在1798～1801年對美國貿易的干涉幾乎導致一場戰爭。雖然雙方分歧嚴重，戰爭還是得以避免。這個年輕共和國的海上貿易快速增長，直到法國的敕令和英國的樞密院君令使它難以為繼。作為一個中立國，美國不斷向兩方提出抗議，但是無濟於事。
至於違背中立貿易法規，理論上說在兩個下定決心要殊死鬥爭的違法者之間沒有多少選擇，任何一個都不會太重視法律。如果美國要訴諸戰爭來維護自己的中立國權利，它將不得不挑戰法英雙雄。而且實際上，美國被黨派和群體的路線所分裂，聯邦主義者的東北部是親英的，而更加民主化的南部是親法的。
然而，除了貿易之外，在反英情形中還有一些特別因素。不僅英國基於其海軍優勢能夠在事實上封鎖美國海岸——它們也這樣做了而法國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英國還通過把美國船隻上的美國海員強征入伍（聲稱是其國民）而激起憤恨。數以千計的美國人被帶離美國船隻，在英國海軍服役或者被囚禁。據說某一時期在達特穆爾監獄的囚犯中，來自馬薩諸塞州塞勒姆港的水手比本土人還多。如果英國堅持在位於它的海岸三英里之內，把它真正的公民帶離我們的輪船，就不會引發什麼抱怨，但它堅持在公海的任何地方都這樣做，而且通常是採用最高壓的手段。
1807年英國豹號護衛艦撞上美國切薩皮克號護衛艦，後者剛剛從諾福克出海，還沒有做好航行的充分準備。豹號朝切薩皮克號一側船舷射擊，打死打傷二十個美國人，隨後抓捕了四人。美國舉國憤慨，戰爭已迫在眉睫，但傑斐遜總統，儘管被指責親法，避免了戰爭，並與坎寧談判。然而，就一般常規或者英法的貿易管制規定而言，很難保證不會有變化。於是傑斐遜步拿破崙後轍轉向經濟施壓，雖然從他的方面而言，他宣布對來自美國的所有商品實行全面禁運，是想避免戰爭而不是進行戰爭。鑒於我們今天國際聯盟的制裁和經濟手段的失敗，留意到一個多世紀以前它們就被嘗試過並遭到完全失敗是耐人尋味的。拿破崙的圖謀導致了他的倒台，傑斐遜的圖謀幾乎在本國引起革命，直到這些措施不得以被撤回。
與此同時，在美國西部，從以「主戰鷹派」（War Hawks）聞名的年輕政治家中興起了一個派別，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個獲取加拿大和消除英國對西北部印第安人影響力的機會，於是敦促傑斐遜的繼任者麥迪遜總統對英國採取武力行動。然而這場戰爭更多是出於總統的一個失策，他宣布美國貿易對世界各國開放，除了那些拒絕撤銷貿易限制以防對方會那樣做的交戰國。英國斷然拒絕，而拿破崙哄騙美國政府相信他已經撤銷。最後，美國僅在英國實際上廢除了樞密院君令的五天前對英國宣戰。如果那個年代有大西洋海底電纜，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英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戰爭是打不起來的。
這個不愉快的事件拖了兩年半時間，伴隨無足輕重的陸上行動，有兩件事情令美國人刻骨銘心：一個是英國人放火焚燒了華盛頓市，國會大廈、白宮、政府文件無一倖免；另一個是，於1814年12月在根特簽訂和平條約之後，傑克遜將軍指揮的美軍在新奧爾良打敗了英軍，戰鬥的雙方都不知曉簽約之事。美國人在海上表現得好些，在諸如奎利埃爾號與憲法號、弗羅列克號與黃蜂號、馬其頓人號與合眾國號、爪哇號與憲法號的戰鬥中，美國人都是勝利者。然而英國海軍的分量畢竟擺在那，而且儘管在單個的艦隻之間有一些閃光的行動，從戰爭總體上看任何一方都鮮有亮點。
最後，雙方都希望和平，都樂於簽訂一個條約，不去糾纏爭端的一切起因。被過去三十年意見不一的黨派情結所分裂的美國，樂於團結一致地轉向廣闊的西部開發上去，儘可能永遠地置身於歐洲事務之外。這個事實是拿破崙戰爭在其軍事和商貿兩方面的一個重要的副產品，就像把英國視為主要敵人這一傳統的長期保有。儘管有深深的不滿，美國盡量對英國保持和平，如果幾個事件發生的順序被改變僅僅一兩周，它可能或者不會在1812年開啟戰端，或者在決定出兵之後會站在英國一邊而不是法國一邊，這極大地影響後來兩代人的公眾情緒。
對於帝國之一部分的加拿大，這場小型戰爭有著相當大的和持久的意義。不僅大量的美國移民潮終止了，而且加拿大人（在威靈頓麾下一萬名西班牙退伍軍人的幫助下）和美國人之間的戰鬥大大強化了這個殖民地自身內部的以及與英國的團結意識。甚至大量的美國人口不得不拋棄共和主義和其他美國觀念，明確地變成英國式的。加拿大人入侵過美國也被美國入侵過，從戰爭的經歷中形成了加拿大人最早的，由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組成的一個單一民族（single people）的傳統。加拿大政府和社會生活的未來發展從此會是英國式的而不是美國式的，這一點確定無疑。
如果說它沒有別的意義，1812年戰爭在一個關鍵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解決了帝國最大的自治領未來的重心問題。否則，美國人的移民滲透，以及在許多方面類似的境況——遼闊的版圖、未開發的富庶資源、邊疆的存在、日益多樣化的人口、遠離舊世界——可能使得加拿大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轉向有更多人口和更加強大的南邊鄰國。
戰爭的另一個結果就是美英之間1817年達成的《拉什-巴戈特協定》，雙方同意美國與加拿大之間在大湖上不保留軍事艦船。從這個協定逐漸發展成兩國目前獨有的形勢，有將近五千英里的共同邊界，而整個沿線兩邊沒有任何形式的防禦，但雙方都感到絕對安全。
如果說1812年的北美戰爭進一步增強了加拿大的凝聚力，那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澳大利亞誕生於美國革命。只是1788年在這個遼闊的大洋洲上還沒有殖民開拓，甚至那時英國只是對它的一半提出主張，這個主張還與其他國家有爭議。美英之間在戰爭末期在澳大利亞水域的小型戰鬥微不足道，但是更大規模的鬥爭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因為遠離戰爭本身，當地的發展得以持續，特別是勘探開發。人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廣袤的內陸地區蘊含著各種機會，但只有英國所取得的海上支配地位，使得它後來可以聲稱擁有整個大陸並且支撐著這一主張。
隨著拿破崙之星的隕落，澳大利亞之旭日冉冉升起，宗主國政府開始對它遠方的屬地興趣大增。一些以前的罪犯已經成為傑出的公民，年收入多達三千英鎊。他們與自由移民之間的糾葛持續著，麥考瑞 總督（1809～1821年在任）站在前者一邊。1812年下議院一個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支持了他的「自由主義觀點」，傑里米·邊沁、塞繆爾·羅米利爵士等人則攻擊整個刑罰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忙於與拿破崙的生死鬥爭，英國一些群體還是熱衷於促進海外屬地的人道主義和善治。1807年議會終止了英國人參與任何形式的奴隸貿易。1812年議會發布了它的第五次報告，是由一個特別委員會在過去五年中編撰出來的，同年議會調查了澳大利亞的情況，且忙於對印度的調研。1813年法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從前一直享有的貿易壟斷權（除中國外），還有司法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結果，在本國政府與它的東方大屬國之間引入了更現代的和令人滿意的關係，國民也開始為此感到自豪。在印度本土，小型戰爭在繼續，在向前推進政策與不干涉政策之間有搖擺，主要取決於在任的總督，但這一段時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一些傑出的行政官員，如埃爾芬斯通、馬爾科姆、梅特卡夫、芒羅。
一連串的蘇格蘭姓名表明了蘇格蘭人在英屬印度的健康發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這些人和別的人之外，我們還可以加上鄧達斯，他負責上文提到的由英國議會舉行的對印度事務的五年詳細調查。
除了那些我們已經提到的，這裡還可以指出，漫長的拿破崙戰爭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蘇格蘭和英格蘭真的融合為一個民族。不僅是蘇格蘭部隊在包括滑鐵盧戰役在內的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贏得了讚賞，而且彭斯和司各特 的詩歌、《愛丁堡》和《評論季刊》的創刊，都為多少個世紀彼此敵對以及幾乎互相陌生的聯合王國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新元素。
在司各特的長篇小說中，只有一部《威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