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黑斯廷斯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在印度維護英國的利益，不僅與英國的敵人作鬥爭，還要對付政務會和菲利普·弗朗西斯惡毒的仇恨。弗朗西斯回到英國後繼續反對黑斯廷斯，他設法贏得了福克斯、伯克和其他領導人支持自己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對於黑斯廷斯是完全不公正的。雖然這些領導人的意見可能是發自內心的，但他們實際上參與的，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弗朗西斯多年來反對總督的個人積怨的持續。黑斯廷斯謝職回國不到一年，就被下議院控告（1786），對他的指控長達數頁；如果屬實，那將很惡劣。近七年時間，一個又一個的會期，福克斯、謝里丹和其他演說家雄辯的口才，以及當時伯克尖刻的攻擊，在議會和公眾中激起了反對黑斯廷斯的最強烈的情緒。直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很明顯絕大部分指控不能成立，厭倦取代了敵視。此外，伯克的惡意弄巧成拙。隨著伯克的言行越來越放肆，他聲稱的證據變得越來越無力。真實的黑斯廷斯——英屬印度的救世主，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清楚。最後在1794年，他被宣判無罪，獲得自由，但由於曠日持久的審判帶來的緊張和開支，他身體遭到摧殘，經濟上一貧如洗。
就對帝國內的外族治理而言，很難說這樁迫害（persecution）——不是起訴（prosecution）——對公眾輿論產生了多大影響。儘管出於他的聲譽計，許多演說最好被遺忘，但伯克多次高尚地呼籲英國人要為他們海外屬民的幸福和福祉承擔責任。另一方面，黑斯廷斯親自發起了未來的許多改革，這並非他受到大聲疾呼的反對的直接結果。
此外，離黑斯廷斯審判案結束還有十年，皮特的《1784年印度法案》獲得通過，它更清晰地界定了各部門的權力，為改善治理鋪平了道路。以前是東印度公司對英國政府負責，現在變為對英國議會負責。英國議會還要控制印度總督，同時規定總督在英屬印度至高無上，不再受制於同政務會的爭吵和東印度公司僱員的嫉妒。
這些優勢被總督的角色和地位增強了，他由皮特首相派遣，由亨利·鄧達斯作為國務大臣隨同前往。把海外治理之職託付於一個富裕的貴族之手是富有含義的。經過短暫的過渡期，第一任總督康沃利斯勛爵就被派出去了，此君的地位之高、身家之殷實，足以使他不在乎錢和奉承，同時他還是一個具有最高尚品德和最大勇氣的人。隨著新體制的確立，以前賣官鬻爵的人事現象基本結束，印度文官制度得以開啟，它是英國在印度的最大成就之一。總體上，工資報酬合理化，顯示出了進步的曙光，而不再是舊有東印度公司規劃的低工資和個人營私幾乎無限的機會，這種營私極大地誘發了管理不善。文官工作吸納了一大批貴族，尤其是蘇格蘭人，他們對印度作出了巨大貢獻。鄧達斯自己也是蘇格蘭人，不得不承認，通過明智地運用恩庇，他幫助皮特在蘇格蘭保持了支持率。事實上，直到議會本身進行改革，要從整體上無視任命權的政治考慮是不可能的，至多是像今天美國這樣。
《1784年印度法案》在兩個方面未能較好地發揮作用，正是這兩個失敗證明了黑斯廷斯回擊弗朗西斯之流和其他批評的判斷是正確的。第一個失敗是關於孟加拉土地問題的新解決方案。黑斯廷斯能夠從印度人的生活和習俗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弗朗西斯以及後面幾任總督，則是從英國國內製度的角度來考慮土地及其經濟問題。依照皮特的法案，康沃利斯接著就把以前只負責收稅的柴明達爾（zemindars）轉變為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金額的財產擁有者。這一失策使得佃農或者自耕農被置於柴明達爾的敲詐勒索之下，取代了過去那種受東印度公司的掠奪，而且政府被剝奪了因土地的價值和產出增加而獲得增加稅收的任何機會。
第二個失敗是，黑斯廷斯主張印度的英國人應當擔負起一種印度政權的作用，締結並遵守條約，通過結盟來維持和平，而與此相反，皮特的印度法案訂下一個原則，禁止與土邦訂立條約、締結聯盟或對它們進行干涉。儘管意圖良好，這是一個不可能的政策，結果直接導致戰爭而不是和平。印度國王鐵普蘇丹（Tipu Sultan）正與拿破崙和其他一些反對英國勢力的國家以及某些向英國尋求保護的印度土邦密謀。鐵普是一個非同一般的角色，即使在東方。他精力充沛，在許多方面是一個改革家。他對自己的臣民統治有方，其過失在於對外人心狠手毒，尤其是對英國戰俘。關於一個印度當權者會施加什麼樣的殘酷手段，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就是一個例子。他是英國人的盟友，可是就是他用最駭人的折磨，從捲入戰爭的富人和貧病交加者身上勒索錢財。
鐵普對一切西方事物的憎恨，尤其對英國人無情的敵意和殘忍，使得戰爭的爆發只是遲早的事。最後，康沃利斯、馬拉塔人和尼扎姆聯手，起兵討伐他，取得了塞林伽巴丹戰役（Seringapatam）的勝利。鐵普被剝奪了半數領土，並償付巨額賠款。
然而，鐵普的權力只是被損傷而沒有被摧毀，當康沃利斯總督任期屆滿乘船回到英國後，印度的局勢變得嚴峻起來。不僅三個印度強權與法國密謀，而且法國軍官在他們的球場上訓練部隊，拿破崙正在策劃他的埃及-印度戰役。
新總督是莫寧頓伯爵，他更為人知的是理查德·韋爾斯利（Richard Wellesley），就是後來成為威靈頓公爵的亞瑟的兄長。他馬上意識到不干涉政策的危險和不可能，於是不僅回到了黑斯廷斯的路線，而且大大推進了這位前總督的一切設想。通過一系列的結盟和戰爭，英屬印度殖民地不僅成為一個印度的強權，而且成為整個半島上的首要強權。攻下塞林伽巴丹如風捲殘雲，鐵普被打死，地盤作為戰利品轉手他人。亞瑟·韋爾斯利寫道：「這個城市的房屋很少沒有被洗劫，我了解到，在軍營中，我們的士兵、印度兵和隨從人員把價值連城的珠寶，金條等，拿到軍隊的市場上拍賣。」
總督拒絕了付給他的十萬英鎊，他說這是屬於軍隊的，在英國國內這支軍隊的指揮官因為他們的貪婪而受到指責。這就是韋爾斯利的性格，一個很強勢很有能力的人，儘管他謝絕了這份厚禮，但他貪求榮譽，想要一個比他的官職相應的高得多的貴族頭銜，因為他的勝利與克萊武在普拉西（Plassey）的勝利匹敵。然而，他接受了一個愛爾蘭侯爵的身份，每年從東印度公司獲得五千英鎊的年金，以及一枚聖·帕特里克勳章，由鐵普所存的珠寶裝飾。
起源於這一戰爭時期的，不僅是英屬印度控制權的崛起，還有對其他土邦首領的補貼制度——該制度允許他們保留對自己的地方政府的控制，但實際上使他們成為英國人的附庸。儘管這對於印度意味著和平，而且是唯一能夠達到此目的的方式，東印度公司和議會卻為韋爾斯利積極的政策以及他對英國權力和責任的巨大擴張感到警惕了。他的工作尚未完成，便於1805年被召回。雖然在他離開時，彈劾的風險可能隨時降臨，但他締造了英屬印度帝國，把它從法國的任何威脅中營救出來，在多個方面塑造了它此後一直保持的形態。
他被證明是一個偉大的行政官。由於對派往印度工作的許多年輕人不滿意，他建立了威廉堡學院，讓這些年輕人用三年時間在學院學習印度語和印度歷史，從而為自己的職責打基礎。在他的領導下，也成長起來一批人，如當地法院的駐紮官員，他們形成了一個高級文官新群體。所有這一切在多方面都是有益的，然而它很明確是延續了始於康沃利斯的整個政府部門高級職位歐洲化的傾向，為了不久的將來高級職位無需向當地既有能力也有進取心的人開放。這樣一個制度註定會立馬招來怨恨。
英國人的處境十分困難。與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一樣，他們從一個商人群體起家，一步步地開拓前進，在崛起的過程中克服了一個個難題，直至問鼎世界，統馭的人口遠遠多於拿破崙在其職業生涯巔峰時期所征服的人口，而這一切只憑藉少數白人士兵。密密麻麻的人群，下層社會的貧困，當地統治者神話般的財富以及他們普遍的治理無能，他們之間無休止的戰爭，種族、宗教、語言和習俗的多樣性，所有這一切為最差的人和最好的人提供了誘惑和機會，同時帶來至今仍未能解決的問題。
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的一個最荒唐的事件值得一提，其影響幾十年後都能感受到。這個事例講的是，一個依靠信用而不是財產為生的統治者，與狡詐的歐洲人包括其東印度公司的下屬職員合謀，來使自己的臣民破產。阿爾果德（Arcot）的納瓦布有一個輝煌的豪宅，過著極其奢侈華麗的生活，但他不想把自己的領地管理好，依靠徵稅來維持生活，而更喜歡向東印度公司職員借錢，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本菲爾德，後者向他收取36%到48%的利息，從土地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作為償還。
結果納瓦布的臣民破產了，製造了一筆無法償付的巨額「債務」，它在很大程度上為議會腐敗提供了基礎。這種局面持續的時間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