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個個世紀對愛爾蘭持續的治理不善難以理解，這些年對由北美殖民地成功反叛所引發的問題的處置失當，理解起來或許要容易得多，其不幸影響是長期的。18世紀末的英國不是20世紀的英國，但如果它向美國顯示出更大度的慷慨精神，比起在南非布爾戰爭結束後對布爾人的態度，這兩個講英語的大國之間的友誼就不至於傷及幾代人。與其說布爾人被征服而美國人在外國的幫助下成了征服者，不如說英國人在其間的一百二十五年學到了很多。
美國人不僅是成功的反叛者，而且他們是「殖民地居民」。不喜外出的英國人有一個特點，他們把這種「殖民地居民」看成一種低級血統，「比畜生高、比天使低」，就是說，有點那麼介於英國人和純粹的外國人之間。正如納爾遜在未能因尼羅河河口海戰 獲得應有的獎勵後寫到的，「這證明了比起在英國附近打的仗，在遠方打的仗是多麼不值」。而且，在1783年和平條約簽訂和1787年美國憲法頒布後的多年，美國是一個弱小的國家，英國知道這一點。當上流社會的英國人選擇這樣做時，他總是扮演一個社交上使自己極其令人氣惱和討厭的藝術大師，許多英國人在倫敦與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前者是第一任駐英公使，後者是第一任國務卿——這樣的美國政治家私人交往時，也選擇這樣做。
條約談判過程中，亞當斯明智地指出，如果美國不能滴水不漏地逐點履行條約規定，英國就會利用這個借口不履行自己的義務。實際上雙方都沒有履行條款。美國聲稱英國搶走了奴隸，既不歸還也不給予補償。英國聲稱美國人在沒收親英分子（Loyalist）的財產或償付私人債務方面沒有履行義務，因而反過來拒絕履行撤出西北領土和軍事基地的義務，甚至將加拿大的新首都設在美國的邊境線之內。它還堅持有權搜查美國商船，將它聲稱可能是英國國民的人強征當海員。這一點我們下文再敘。這樣的爭吵持續下去，年復一年。
通過贏得獨立，美國因此變成了一個外國。儘管有亞當·斯密的學說，傳統的重商主義理論仍然主導著帝國列強多數人的思想。法國和西班牙隨即取消在獨立戰爭後期給予美國人的特別優惠，或者甚至英國截斷了絕大部分美國與英屬西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英美局勢是獨特的。在新生的美國作為英帝國一部分的一個半世紀中，美國曾被要求其絕大部分貿易只應與帝國進行。帝國和美國都逐漸適應了那些經濟關係。例如，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給新英格蘭的商人提供了許多交易，而這就需要購買英國的加工產品。許多英國優秀的思想家，如波納爾（Pownall），提倡與美國的自由貿易應該繼續，以使雙方受益。不幸的是幾乎沒有人接受他的觀點。謝菲爾德勛爵的信條佔了上風，他主張極其苛嚴地把美國當作一個外國對待。
推測這種狹隘的思想以及對美國的厭惡和憤恨，屈從於波納爾對現在和未來的開闊眼界，將會是什麼結果，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一個帝國相互競爭的世界上，每個帝國都力求在貿易和資源上自給自足，過去是這樣，今天還會發生。如果講英語種族的兩個分支從一開始能夠形成一種友好的自由貿易集團，所帶來的歷史性變化是難以估量的。就在幾年前，英國在與拿破崙殊死搏鬥時，就應該爭取美國的支持，那樣就不會有1812年的第二次戰爭，讓痛苦延續幾代人。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方面就是美國人被排除在他們已經習慣的對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之外。在侮辱性地拖延了八年之後，英國最終派遣了一位地位無足輕重的年輕人去華盛頓作代表。除了其他爭議中的問題，他跟傑斐遜提起美國的債務。幾年前，我應邀與一位英國前財政大臣談論英國在世界大戰時向美國借債的問題，他很坦率地說，當初借債時，這項債務被認為在戰爭結束時很可能會償還，但是多種條件的變化，包括世界貿易、美國關稅的提高，使得履行合同變得不可能。
本書的末尾還會提到這個話題，但是這裡我們引用一小段1792年美國國務卿對年輕的英國公使喬治·哈蒙德的回答，這個回答在今天還具有相當的價值。關於償債的主張，傑斐遜寫道：出於延遲償債的必要，應該增加對英國的貿易管制，禁止我們的私營商船把自己的產品載運到鄰近的他們的領地，並通過禁止性關稅從他們的國內市場中排除有價值的貿易門類，以減少我們的支付手段。在採購時，支付（ paiment） 手段構成一個採購動機。如果這些手段是由債權人自己帶走的，他不應該在良心上抱怨僅僅是債務拖延，那是他自己的行為的影響。
然而爭吵在持續，1794年華盛頓派約翰·傑伊去倫敦處理爭議問題。傑伊不是一個好的談判者，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國務卿傑斐遜的對頭，提前挫敗了傑伊的計畫。儘管傑伊獲得了英國在1796年交還西北地區和軍事基地的承諾，以及其他好處，但條約被認為對美國如此不利，以至於傑伊的雕像在一些大西洋沿岸城市被上吊，甚至華盛頓的聲譽也嚴重受損。
如波納爾洞察的，儘管英國有很多機會與它在北美失去的帝國建立關係，但都未能抓住。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向在印度開拓帝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