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以後納爾遜勝利的消息才傳到倫敦，但其影響是深遠的。不僅英國人民和政府深受一種新的精神的鼓舞，奧地利和俄國也加入進來，形成了新的反法聯盟。隨後奧地利人把一支法軍逐過了萊茵河，並在義大利的兩次戰役中打敗了另外的法軍。與此同時，拿破崙不顧海軍的失敗，繼續揮師征伐敘利亞；當得知歐洲局勢改變之後，他又回到埃及，離開他的軍隊，幾乎隻身一人成功抵達法國。
法國人不僅為軍事失敗沮喪，而且對督政府表現出無力控制的失序和無政府狀態感到厭倦。革命已經完成，但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有效的新政府取代舊政府。獨裁者應運而生的局勢成熟了，當拿破崙宣布自己為第一執政並把所有權力攬在手中時，實際上沒有遇到任何反對。1789年舊政權的推翻被合法化了，可是法國試圖以血腥的手段使新社會與舊社會切割。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這種完全的切割是不可能的，法國和世界將要為新實驗受到惡報。
法國需要一個舵手而且找到了。拿破崙不僅是整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之一，而且是個一流的組織者，他要從根本上重構法國的法律、政府和社會形式，從此以後永遠保留。就拿破崙在那些任務中所表現出的興趣和能力而言，1799年提供了歷史上令人著迷的幾個「如果」，因為他攫取最高權力之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向英國拋出橄欖枝，但被輕蔑地拒絕了。在接下來的軍事行動，包括幾乎迅速重新征服義大利和霍恩林登（Hohenlinden）大捷之後，五年之中他沒有在擴展的法國邊疆之外進行重大軍事行動，可能是由於他要致力於鞏固自己的權力和新疆界之內的國家，儘管這不是獨裁者應有的方式。不管怎樣，他摧毀了第二次反法聯盟，奧地利和俄國退出角逐，又一次丟下英國於孤獨之中。
比孤立更糟的是，由於拿破崙的外交，加上俄國沙皇保羅一世的野心和變幻無常，俄羅斯、普魯士、瑞典和丹麥建立了一個反對英國的聯盟，即武裝中立同盟。雖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和抱負，同盟表面上的目標是以武力反對英國聲稱的搜查中立國船隻以防違禁品。英帝國作為一個廣泛散布在海洋上的帝國，偏愛海戰而不是陸戰，當英國處境窘困之時，這一問題總是被凸顯出來。它從未最終解決，只是在納爾遜那裡得到一次暫時的終止。作為不稱職的海軍上將海德·帕克爵士的副手，納爾遜進攻置於哥本哈根炮火保護之下的丹麥艦隊。儘管這一切最終由於納爾遜艦隊的表現而無可非議，但它違反了膽怯的帕克的命令。帕克向納爾遜發出信號示意撤退，就在此時一個廣為傳頌的事件發生了：納爾遜把望遠鏡放在自己的那隻瞎眼上，說他看不到任何飄揚的信號旗！
同時，由於愛爾蘭發生的幾起事件，皮特被迫於1801年辭職。平庸的亨利·阿丁頓成為首相。一年後他成功與法國簽訂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條約。儘管有天才納爾遜，皮特的政策收效甚微，似乎看不到能夠迫使法國改變它的政府、恢複波旁王朝，或者放棄它的征服。另一方面，通過1802年的《亞眠條約》，英國讓出了自己最近在海外的所得，包括把好望角給荷蘭，但不包括錫蘭和特立尼達，而且同意把馬爾他交還給聖約翰騎士團，前提是有大國之間的擔保。儘管它在埃及打敗了法國，但它沒在那裡做任何努力來維持即使是一個勢力範圍，因為那個國家對於去印度的航線還不重要。所有去遠東的船隻都要繞道好望角，放棄征服的重要意義遠遠超過了對埃及的忽略。
雙重的種子這一時期對法國的第一次戰爭就這樣不體面地結束了。英國為自己的自由而自豪，而它所結盟過的專制君主，則更關心一己之私而不是總體事業的成功。這一事業被法國的恣意妄為所蒙蔽：法國人以自由之名製造了一個個的罪惡。
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發生的事件，包括拿破崙戰爭，將會在歐洲永不磨滅地刻上「人民」（peoples）的觀念以取代「政府」（govers）的觀念，這個觀念，雖然是要培育自由和民族（nationality）的觀念，產生的結果卻是我們今天不得不與之鬥爭的，依賴於武力、維繫於武力、通過武力吮吸公民血液的民族。而英國革命和北美革命，則緊緊堅持先例和人性的路線，儘管帝國和美國都有缺陷，但個人自由和自治得到發展，並被保留下來。
然而，一個人不能像做賬那樣開出一份歷史和人性的收支單。即使法國大革命之後是一段時期的反動和改革受遏，它仍標誌著一個有許多弊端的時代的結束。有一種說法：比起1688年的英國革命或者1776年的北美革命，法國大革命對於歐洲來說更加重要。無論如何，它標誌著階級和特權的厄運，及時地為民主轉向作準備。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個世紀左右後的世界，對征服國、極權主義以及有著拿破崙式征服夢的獨裁者的哲學有所準備。如果說今天這個世界處於民主與專制之間殊死搏鬥的劇痛之中，兩者的種子主要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中播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