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法國，特權階級早已無所作為。人民遭受封建領主和上層神職人員無節制的敲詐勒索，最終社會風暴發生了，而軟弱仁慈的路易十六不能控制和主導局面。時隔一百七十五年之後，1789年三級會議首次被召開，旨在增加稅收而不是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人民早先要求出台一部憲法，當意識到這次會議的意圖後，巴黎憤怒的民眾揭竿而起，於7月14日佔領了巴士底獄；在鄉村地區，農民洗劫並焚燒了封建領主的宅邸。隨後幾個月，迫於壓力，新的國民會議投票廢除了僧侶和貴族的所有特權。
時年秋天，民眾進軍凡爾賽宮，逮捕了國王並解押到巴黎，在新起草的空洞教條的憲法中，剝奪了他的所有實際權力。大陸的這些事件預示了即使有最改革的專制君主，社會秩序的根基也會被推翻。然而在英國——這裡的人們一直為擁有自由而自豪，儘管許多人生活困苦，仍鄙視食不果腹的法國——這一正在進行的致命運動的早期階段，卻被視為他們自己的「1688年光榮革命」的某種對應。福克斯把攻陷巴士底獄讚譽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最好的事件。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與皮特難分高下的伯克，對於可能的無政府狀態充滿憂慮，他的預見是正確的。儘管過去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他現在完全看不到這場災變的原因。1790年，伯克的長篇小冊子《反思法國大革命》問世，該書的出版被稱為與巴士底獄的陷落同等重要的事件。他以雄辯的言辭，開創性地提出了極端保守主義的哲學基礎。
17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見證了《獨立宣言》的發表、亞當·斯密《國富論》和邊沁《政府片論》的出版，而吉本則發表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在這部傳世之作及其後續章節中，吉本第一次建構了社會學說，他認為社會是一個生長和發展的有機體，歷史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條流動的長河，其中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可避免地、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伯克也完全具有這種歷史觀，認識到一個民族的生活和制度不可能陡然從過去分離開來。一句話，把「變革」（evolution）加上一個「r」（變為「革命」）的企圖，對於有序和持久的進步是致命的。例如我們會注意到，反叛的北美洲殖民地最終憑一部為自身制定的憲法建構成一個國家，而憲法的成功歸於這樣一個事實，即這部憲法里的東西是人民以前在與英國的殖民關係中以及在他們的地方性憲章和憲法中所習慣的，只有一兩個例外。英國自己在克倫威爾的領導下所做的一場建立全新秩序的嘗試，以災難和回到一種改造的舊形式而結束。
伯克的小冊子藉助這一事實而很有說服力，卻在另一方面，因為對法國舊秩序的無端辯護以及報復心理——這位自由的守護者現在似乎不僅反對改革，而且反對任何變化——而有所損傷。伯克不只是變得保守，而且變得刻板而危險地故步自封了。儘管他的部分觀點是合理的，但他對於貧窮階級任何改善的強烈願望所持的極端甚至殘酷的立場，遭到了駁斥。
在另一邊發表的最早的小冊子中，則有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權辯護》（1790），但遠比它更重要的是北美革命的偉大鼓動家托馬斯·潘恩的《人權》，於1791年至1792年分兩部分發表。潘恩倡導的許多措施都體現在今天的法律條文中，如免費的公共教育、累進所得稅、養老金等。不僅這些在他那個時代顯得極端激進，而且在要求廢除憲法中一切有關世襲的部分如上議院和君主制時，他的改革主張是基於共和主義和幾乎純粹的民主。他可以被認為是工人階級中第一個真正的激進主義運動的創始人，而他的書籍被政府列為禁書，他本人被迫逃亡法國。如果說伯克與其他許多輝格黨人一起投奔皮特，是用自己的理念迎合保守情緒，那麼潘恩則是通過他的共和主義無意中更有助益地培育了保守情緒。他沒有意識到英國人對他們的習俗的依賴是多麼根深蒂固，儘管許多人大聲呼籲改革。
小冊子之間的論戰，遠遠不只上文提到的幾例，但許多在激起各階級人士思考的同時，也不幸地把他們淹沒在恐慌和仇恨的情緒之中。這些情緒主要針對那些希望任何變革的人，如各種各樣的改革者、不從國教者、早期的勞工領袖等。1791年，伯明翰的一個歹徒洗劫了著名科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原因是他是一個一位論派（Unitarian），曾經為廢除宗教《宣誓條例》和贊成議會改革而奔走，並且支持初期的法國大革命運動，儘管他既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暴徒們繼續破壞不從國教者的房屋和小教堂。福克斯和他的居於少數地位的輝格黨按兵不動，拒絕像伯克那樣投奔托利黨，但是沒有權力。無論是政府還是廣大國民，全然陷入一片恐慌和壓制之中。
這一點由於法國一系列事件的迅速發展而加劇了。許多法國貴族逃過邊界。吉倫特派掌控下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於1792年向奧地利和普魯士宣戰。9月，巴黎的一個歹徒衝進數座監獄，殺死許多囚犯。當時掌權的法國國民公會（vention）判處國王死刑。法軍取得了勝利，國民公會向所有國家提供幫助，鼓勵他們砸碎封建特權，宣稱主權在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推翻所有文明社會的一陣恐懼和驚惶瀰漫於歐洲國家。10月，隨著王后被處以極刑，開始了歷時七個月夢魘般的恐怖統治，直到羅伯斯庇爾自己被送上斷頭台。
與此同時，在蘇格蘭和英格蘭曾實行過一種輕微的恐怖統治，殘酷而不血腥。在蘇格蘭，嚴酷的布拉克斯菲爾德勛爵法官審判了幾起煽動叛亂罪，案犯們的唯一罪行就是，他們屬於主張議會代表制改革的協會的成員。一個年輕的律師，托馬斯·繆爾被判十四年流放；一位論派牧師托馬斯·帕爾默被判七年流放；還有其他多名各自被判十四年流放。倡導議會改革的五十多個組織全部被無情地取締了。
在英格蘭，1792年查爾斯·格雷建立了一個名為「人民之友」
（Friends of the People）的組織，此人將在1832年以格雷勛爵和首相的身份提出並通過偉大的《改革法案》。查爾斯·福克斯懷著勇氣投奔他，毀掉了自己終生奮鬥的事業，卻贏得了他本人在歷史上的最高地位。他帶走了輝格黨左派，於是形成了後來下一代人的輝格自由黨（Whig-Liberal Party）。他們拒絕接受潘恩和他的學說，繼續支持議會改革，雖然絕無成功的希望。儘管受到政府、本階級的大多數人以及許多國民的憎惡，「福克斯的追隨者們」（Foxites）憑藉他們的地位能夠逃避那些居於其下的人逃避不了的迫害。
在中產階級中，梅傑·卡特賴特、霍恩·圖克等人使名存實亡的「憲法信息協會」重新恢複了生機。1792年，倫敦的一個鞋匠托馬斯·哈代，組建了第一個獨特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稱為「倫敦通信協會」，成員由熟練工人組成。成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為爭取改革，包括普選權和議會年度開會，主要是教育性的，拒絕任何非法或暴力行為。兩個組織互相保持聯繫，這場運動很快傳播到英國各地。政府自認為、也許真的相信，他們正在為一場大起義做準備，於是把圖克、哈代和其他領導者逮捕入獄。雖然陪審團拒絕定罪，但這些組織實際上被摧毀了，因為一些領導者銷聲匿跡，大多數成員非常恐懼，停止了活躍的聯繫。
1794年，皮特經過努力得以使「人身保護令」中止執行，次年人們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怒氣。當國王坐著四輪馬車來給議會開幕時，飢餓的人群高喊：「不要皮特！不要戰爭！麵包，麵包！和平，和平！」一塊石頭砸向了御用馬車的窗戶。這個插曲被皮特和保守派放大，首相迫使議會通過兩項法案。據說只要一簽署，他的父親就會砍掉他的右手。其中一個法案宣布挑戰國王權威的文字和言論是叛逆罪，甚至煽動對政府和憲法的仇恨也是不法行為。另一個法案禁止所有公眾集會，除非事先公告，而且授權任何兩名治安法官，如果認為已經舉行的集會是危險的，就予以驅散。
對於這兩個法案的辯論，最有影響且激起最深憤慨的是羅切斯特主教的言論，他說：「我不知道，在任何國家，人民除了遵守法律，還與法律有什麼關係。」然而，格雷竭盡全力反對這項立法。福克斯評論道，這意味著如果有人建議曼徹斯特在議會的代表名額應該與老塞勒姆一樣多，他就應該被送去植物學灣。 兩個法案通過後，公開的政治討論消失了，恐懼使得人人噤若寒蟬。應該指出，惶恐是普遍的，不僅在英國，這兩個法案也使美國人想起1798年國會通過的《外國人與煽動叛亂法》。如果說共和美國的國會也會感到如此驚慌，就不難理解英國富人和保守勢力，他們談起海峽對岸數英里之外的無政府狀態都低聲悄語，定會感覺到他們離康樂世界的末日不遠。議會獲得了他們的支持，於1799年進一步宣布所有具有分支機構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