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同時期的另一項由個人發起的重大改革就是監獄。1773年約翰·霍華德被任命為貝德福德郡的郡長。他發現自己轄區的監獄條件如此令人震驚，決定把餘生都用來研究英國各地和其他國家的監獄問題，以喚起公眾輿論，讓議會至少採取行動改善他所發現或者曝光的最差的監獄條件。我們還應當提到諸多事例中的另一個，即1787年廢除奴隸貿易協會建立，一大群普通公民在威廉·威爾伯福斯的領導下奮鬥不懈，二十年後奴隸貿易在整個帝國範圍內被廢除。對於即將在那個世紀成為帝國一部分的所有新屬地而言，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徵兆。
在這一時期的英國生活中，福音運動（Evangelical Movement）作為最為強大的力量之一發揮著作用，並將產生高尚的成果。這一運動是17世紀清教主義的複發，總是吸引著大部分公眾的參與。它的神學思想是加爾文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區別於早期的衛斯理運動，但與衛理公會有許多共同點。兩者都在窮人中佈道，如果說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新問題遠非福音主義所能解決，它就致力於在工人階級的上層、中層和精英中培育一種社會責任感。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這種責任感可能有太多自滿和沾沾自喜的性質，它期待構建一種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並予以維護的社會秩序。然而跟所有清教運動一樣，它太過偏重個人責任、獨立和社會改革。在減輕暴力、劇變和革命的趨勢方面，它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尤其在工人和下層中產階級中。很大程度上，正是福音運動促進了隨著維多利亞時代而來的公眾生活道德水平的提高，甚至推動了文官制的發展。隨著工業革命開始改變社會，這些運動也揚帆啟程，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兩者都受到海峽對岸所發生的事件的阻礙，英國對這些事件束手無策，而它們對英國的影響則是深刻的和災難性的。在被法國大革命的風暴掃蕩之前的幾十年，整個歐洲曾有相當大的改革熱情。然而與今天驚人相似，當時存在兩種國家理論。歐洲大陸任何地方奉行的理論是專制統治、仁政或別的方式。許多國家頒布了改革措施，但無一例外都是通過專制君主的開明行動來完成，如腓特烈大王、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等，而不是通過任何民意機構進行。事實上，人民被假設為無能對自身的利益做出判斷，加上獨裁政府被認為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方式，因此專制統治在英帝國之外盛行。因為在嘗試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 的愛國國王（Patriot King）試驗中的擔心，喬治三世把大陸的專制統治制度推廣到自己的王國，結果招來國內的諸多不滿和北美的起義。
由於公眾輿論，以及那些無論脫離還是留在帝國之內的人的個人主義的壓力，引入專制統治的企圖未能得逞。在英國，談論民主制度還為時過早，但民主程序的諸多因素已經在發揮作用。混亂的選舉、黨派爭吵以及最近北美殖民地的喪失——考慮到這些情況，這個程序比起鄰國專制主義的順暢運作可能顯得笨拙和低效。然而今天我們回憶過去，令人慰藉的是，幾十年後這些專制政權的大多數都被推翻了，而且它們的改革努力被證明是徒勞的，與之相比，英國笨拙的民選政府被證明是更為持久的勝利者。
儘管未改革前的議會劣跡斑斑，英國還有一樣東西，就是民意，都鐸王朝深諳其道，喬治三世察覺於心。此外還有極端個人主義，一種個人獨立的意識，一種與專制者所持立場相對立的國家理論。儘管那時英格蘭只有少數人、蘇格蘭只有寥寥無幾的人可以投票，這個國家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onweal），即古英語中這個辭彙的意義。當第二帝國被確立為英聯邦（oh of British Nations）時，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
1776年傑里米·邊沁出版的小冊子《政府片論》含蓄地表達了英國的民選政府理念與專制統治理念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理念至今還把民主與獨裁區分開來，儘管該書發揮廣泛影響是後來的事。在這本書中，他概略地闡述了他的主題，即社會的目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由此推論「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幸福最有發言權」。這種說法可能飽受質疑，但是如果為民主制度所接受，顯然公民不能依靠某個人決定什麼對他們最好而找到幸福，他們遲早會堅持根據自己的理解對自身的福祉發言。就如《獨立宣言》，它號召人們爭取自由，盡量使每個人過得最好。
從本章所記載的幾十年改革中，我們可以輕易地識別出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差異。在大陸，改革是通過專制君主的法令實施；在英國，改革是不計其數的個人的工作。例如，對工廠上班的貧困兒童的教育運動是由格洛斯特的羅伯特·雷克斯發起的。因為周日是孩子們一周唯一自由的一天，所以學校被稱為主日學校，但那時不是用在宗教教育上，而主要是用在閱讀和寫作上。各種宗教團體很快接手了這項工作，後來也在周日為其他兒童開設學校，最後發展成整個龐大的、具有英國特色的體系。它由個人發起，吸引公眾積极參与，長期進行，而無政府的資助和控制。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歲月中，儘管有一些上文稍有提及的陰暗面，但我們能夠感覺到清新氣息，要不是那場大災難，英格蘭和帝國的歷史可能迥然不同。實際上，在一個無法忍受的時期的盡頭，革命雖然被經常考慮，但並沒有發生。在大陸和英倫地區，改革已經風行了多年。諾斯勛爵的托利黨議會實施了霍華德的監獄改革，儘管在英國的社會立法和觀念中有臭名昭著的賭博法和其他污點或盲點，但社會責任和包容的意識與日俱增。這一點可由1779年法案得到證明，依據該法案不從國教（Nonists）牧師無需服從國教確立的《三十九條信綱》。勞動階級的絕大多數，留戀他們從前的境遇，視其為樂土，夢想一種半農半工的混合生產仍然可能，而不是融合兩者以改善新的不可避免的處境。然而，在他們中間有一種日益增長的思想萌動，雖然當時還沒有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一位來自紐卡斯爾的技工托馬斯·斯彭斯，甚至宣揚所有土地的國有化。特威德河那邊，羅伯特·彭斯創作了反映底層生活和民主的詩歌，許多人若讀過會意識到與自己的思想有諸多共鳴。
《不管那一套》（節選） 國王可以封官，公侯伯子男一大套。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他也別夢想弄圈套！管他們這一套那一套，什麼貴人的威儀那一套，實實在在的真理，頂天立地的品格，才比什麼爵位都高！
……管他們這一套那一套，總有一天會來到，那時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兄弟，管他們那一套！
上層階級還沒有警醒，希望以某種方式走向改革。在英國，如果說議會的代表性對於大多數人口來說不公平到荒謬的程度，如果說大多數自治市處於「腐敗」狀態，並且控制在幾個大家族手中，但還有一些自治市是例外，還有倫敦和威斯敏斯特，具有民主的選舉權，還有一些郡，擁有價值四十先令的土地滿一年的人具有投票權。如果說階級之間沒有任何形式的平等，但在選舉和其他場合有一種滑稽的友情。在社會階層化的情況下，國家卻以一種唯有英國才能實現的奇怪的方式統一在一起。即使有一些伴隨著工業革命、新財富和致富途徑而來的問題尚未被意識到，情況本可以得到解決。在這關鍵時刻，法國醞釀的火山令人恐怖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