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大型工業區的快速興起還有一二十年，但是為了一窺「兩個英格蘭」，我們不妨對這一時期的倫敦做一個特寫。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從這座城市的老區向西遷移，或者面朝新開發的花園廣場建造房子。然而在1801年的大約九十萬人口中，這一階層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們可以根據經濟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過道。
從小說、日記、書信中，人們對上層階級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樣社會等級的人的鄉村生活已經十分了解，通常形成了我們心目中的「喬治時代的英格蘭」的圖景。然而，如果不展現窮人生活的陰暗畫面，我們就不能理解下一個世紀的社會歷史和政治歷史。還必須記住，我們今天所稱的「白領階層」，如小職員等，其工資通常低於熟練的工匠。
在倫敦的勞工階級中，整個家庭通常住一間屋。最窮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里；稍好一點的住閣樓；更好一點的擁有第一層或第二層的房屋。最窮的人的境況非常糟糕，幾乎難以形容。而對於擁有單間的家庭來說，數個成員，有時多達八個或更多，要睡在一張床上。床單，如果有的話，一年只洗兩三次。害蟲滋生的毯子從未洗過。窗戶通常不能打開，由於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燒飯炒菜，屋裡空氣污濁，而且充滿著來自樓梯間底層的廁所的惡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較好樓層的人，也要忍受樓上樓下的鄰居租戶。對於從事「體面行業」的工匠，標準的住房是一個單間，他既在其中頻繁地開展業務，也在其中過家庭生活。
沒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廠附近，一般非常擁擠。儘管我們可以從上述條件中逐步上溯到過得更舒適的人，我們也必須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們寄身於租金最便宜的、由悍婦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個就是法雷爾夫人，她於1765年去世時被發現有六千英鎊的積蓄，而這都是通過出租兩便士的廉租屋得來的。在這些還不算最差的避難所里，居住著大量的流動人口，不時可以發現凍餒而死的屍體。毫不奇怪，在這種條件下，工人階級很大程度上屈服於杜松子酒的普遍禍害，作為無法忍受生存現狀的唯一解脫。
我們易於把18世紀看作一個相當冷漠、固化的時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敗，但它的一個截然不同的基調是不確定性。基本條件的改變，比如我們所談到的農業變革、富人賭博、商人融資困難、窮人對失業的擔憂或者已經失了業，這一切都助長了不確定性。債務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進監獄。成千上萬的人被投入倫敦的「弗利特監獄」（Fleet） 或王座法院這些地方，恢複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時整個家庭被監禁，孩子在獄中養大。這裡，或誠實或欺詐的債務人和他們的家庭，不得不與最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最狂放墮落的環境中生活。到1814年，據說弗利特監獄成了倫敦城最大的妓院。這個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暴力，無論在鄉間公路還是城市街道，哄搶、騷亂、公路打劫這類危險比比皆是。
我們還可以勾勒許多陰暗面，但是，所述內容已經足以沖銷聖誕賀卡上「快活的老英格蘭」圖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類實際遭受的苦難，就如同很難將兩個時代總體的光與影放在一起比較。這樣說不是要最大程度地縮小過去或現在的罪惡，而是要強調一個事實，那就是不僅觀念和世界觀改變了，而且顯然我們神經系統對痛苦和磨難的敏感性也改變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個人的腿在今天不僅被認為是極端殘酷，還會受到質疑：是否一個人實際上不必比一個世紀前的先輩遭受更多的苦難，當時的人還沒有聽說過麻醉藥。正如我們發現缺少許多東西將造成難以忍受的不便，而我們的祖先因為從沒有聽說過那些東西，也就根本不覺得缺失。
回顧18世紀末的倫敦，我們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當時居住在其中的人與世紀之初相比，看到了進步。實際上許多方面都進步了，例如供水、鋪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導致的夜間街頭犯罪的減少，而最大的進步是多數公眾對於弱勢人群態度的改變。對比中世紀的慈善事業，近代人道主義剛剛起步。那場運動的鏡頭已經變色，而我們現在便是藉此鏡頭回顧所有過去時期，通常會非歷史地遺忘這些近代人道主義景象是多麼新穎，以及我們對苦難變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