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口的主體，即農業人口，我們可以注意到，這個群體不僅深受機器，而且深受產業轉換的影響。英國絕大部分毛織業，為小農場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職。然而，新的棉花產業依靠機器和非人力。棉紡生意不是將勞動分解成不同的階段讓村民在家裡幹活，其中許多人實際上是產業鏈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經營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廠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闆和房屋的業主，而成為純粹住在出租房裡掙工資的人。
在法國戰爭期間，工資與生活成本變得嚴重失衡，幾乎令人絕望，因為議會不會採取任何行動，改善這種局面的努力留給了地方當局。在18世紀，由議會產生的政府不僅腐敗，對工人階級的需求漠不關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進入下一個世紀，政府才全面改進工作方法，以便能夠在日益發展的新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下發揮作用。它大體上還是一個在不同於都鐸時代的環境下盡量運轉的都鐸式機器。例如，國家管控工資的理論在英國生活中是一個古老的觀念，要追溯到伊麗莎白時代著名的《勞工法》，但是議會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學說的影響，在18世紀末拒絕干預僱主與僱員之間的關係，雖然舊法規還在名義上發揮作用。
以治安法官為代表的地方權力，願意儘力幫助農業勞動者，可是不幸地採取了一種將會導致災難性結果的錯誤方法。1795年在斯皮納姆蘭召開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會議上，他們規定了工資隨穀物〔小麥〕價格漲跌的幅度。雖然他們建議僱主按照這個計畫提高工資，但同時規定，如果勞動者沒有獲得認定的數額，應該用堂區基金（parish funds）給予補貼，條件是他首先被宣布為一個貧民。正如可以預見的那樣，僱主們利用了他們的機會，不是加薪，而是讓堂區基金來填補缺口，結果一大部分農業人口為了謀生而淪為貧民身份，隨之而來的後果就是他們的精神面貌明顯沉淪了。儘管地方稅收增加了，這項制度還是受到僱主的歡迎。它不僅避免了許多人擔心的勞工階級的革命，而且利潤和租金的上漲遠遠填補了稅收的上漲。經過一代人的時間，這項制度實際上推廣到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每一個村莊，代價是誠實的貧窮勞動者遭受了許多苦難，失去了尊嚴。
直到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所有這些力量的全部影響才被感覺到。但這個過程在本章所涉的時期就開始了，人口和工廠的增加，幾乎立馬開始顯現出負面效果。在毛紡業時期，工作是由相當數量的工人在自己家裡完成的，沒有現代工業主義的妖魔，即管理費用。但是建立工廠和安裝機器需要巨額投資，對於用自己的資金或借貸投資的僱主來說，未能盈利就可能導致破產。
在舊的家庭手工業制度下，風險和利潤被廣泛地分散成較小的份額，而新制度意味著所有權的集中，少數人可積累大量財富，而從前獨立的家庭手工工人淪為純粹的僱用勞動者，依賴於新工廠主獲取所有生活資料。先前的家庭手工業勞動在很多情況下只是用於貼補家用，工人的食品和住房已經得到保障，儘管相當貧窮。而現在，僱傭制和不同水平的工資制度，已經意味著產業工人的生活依賴於他能夠達成什麼協議。
日常開支和通過新方式迅速致富的慾望，使得大多數僱主殘忍地對待他們的工人，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外。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機器的生產力，勞動強度增加了，因此通常童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時，最流行的人道主義極限是十二小時。要是勞動力的供給受限，境況可能會好一些，但是正如我們在工業革命一開始就看到的，其他力量也在發揮作用，造成勞動力供給的過剩，而這種過剩又被快速增長的人口進一步加劇。誠然，機器生產使得商品價格快速下跌，但是整體的生活成本並沒有降低，主要是食物成本，而這應歸咎於穀物法和對法戰爭，我們將在下文論述。此外，舊的鄉村貴族雖然專橫不公，但他們從土地的長期佔有和與佃農的關係中，養成了某種責任意識，而這種意識在新富的工廠主中通常是整體缺乏的，在謀利過程中，他們把機器和操作機器的人看作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對任何過往時代的社會狀況作出準確評價是不可能的，但是儘管權威們觀點各異，我認為一般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正在回顧的古老的英格蘭，無論作為財產所有者的鄉村地主與世代依賴其土地生存的佃農之間，還是作為生意所有者的城市商人與住在師傅家的學徒之間，較之新工廠主與他們或許根本不認識或叫不出名字的流動的大量「人手」，有一種更加親密和人性化的關係。個人主義和金錢關係的時代開始了，善與惡交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