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統計數字而言，與許多大陸鄰國相比，英國居於劣勢，如同一隻身負重傷的病獅，面對著世界和未來。據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統計，在19世紀初，它的人口與義大利接近，遠遠少於俄國或法國。然而，本章所涉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在我們第一次精確統計之前五十年，英國人口迎來大增長。1753年一份盤點人口的提案被議會拒絕，理由是「完全顛覆了英國自由的最後遺產」，以及向敵國暴露了國家的弱點。然而，在19世紀後半期，英國人口從650萬增加到超過800萬。
對於這個標誌著「群眾崛起」之開端的增長，並無一致的解釋。工業革命此時還處於早期階段，而且這種增長絕非僅限於英國，在愛爾蘭和歐洲大陸也幾乎同樣顯著。這很可能不是由於已經提出的一些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應歸於助產學和醫學水平的整體提高導致嬰兒死亡率的降低，加上衛生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有助於延長成年人的壽命。然而，到1801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年前美國就已經舉行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英倫諸島的人口驚人地增長到約1500萬。在我們的故事中，人口的作用相當大，顯著地影響著經濟、政治和階級思想。此外，在考慮機器時代的罪惡時必須記住，在真正的工業革命之前，人口增長的趨勢就已開始。新的社會秩序的確有著許多方面的罪惡，但沒有機器在就業、交通及社會其他方面的影響，新的大量人口是不可能養活的。
在更具體地考察這些人口的生活之前，我們需要指出，到這一時期，儘管領土面積不大，在北美損失嚴重，在統計數字上居於劣勢，英國還持有一張王牌：由於世界貿易的變革，英格蘭成為連接歐洲、美洲和遠東最重要的海上航線的樞紐。如果可以通過海上力量維持這些航線，如果英國的新興製造業能夠超過歐陸諸強，它就可以控制世界市場，在財富和權力方面把任何競爭對手甩在後面。製造業、貿易市場、海上霸主，這些將是使英國走出恥辱的失敗而贏得醉人的成功的武器。
英國還是貴族社會，權力基本上掌握在以貴族、地方望族、鄉紳、神職人員和治安法官為代表的上層階級手中。他們控制著立法和司法，當然，幾乎完全地、通常也是無情地偏向於他們自己。對於這些上層階級以及不斷增加的與他們結盟的新富人來說，英國即使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也是一個極其舒適的國度，其統治階級害怕看到任何變化發生。
然而，儘管他們沒有覺察到，變化正在發生，富人與無地窮人之間「兩個英格蘭」的分裂已經開始。許多密切關聯的因素促成了它的發生。這個國家八成的地區還是農村，倫敦是唯一的大城市，其他地方城鎮遠遠落在後面。昔日的英國鄉村不僅是農場的集合，而且維持著一種大體上公社式的和多種職業的生活。
兩種力量，一種是意識到的，一種是尚未覺察到的，註定要侵蝕這個古老的鄉村社會。一方面，實際上所有的農業改良領導者都認為，如果農業耕作技術要得到改進，增長的食物供給要能夠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那麼圈地和土地私有制，不管數量大小，是必不可少的。儘管直到1798年馬爾薩斯才發表他著名的《人口論》，可是對改進的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早就在發揮作用。確實，公社農業的傳統方式阻礙了探索實驗，甚至阻礙了已知的工具和方法的應用。一個頑固無知的農民會阻礙任何變革，沒有圈地就不可能改進家畜飼養或從土地中獲得最大收成。
然而，當從公地到圈地的改變真正大規模發生時，其影響是改革者不曾預料到的。舊的生產方式浪費、低效，卻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在新制度下，在相當程度上，那些越來越少的農民，或者是擁有的土地過小不適合耕種，或者無錢，或者懶惰，或者無能。還有許多被誘導賣掉自己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變革的程度可以由下述事實顯示出來，儘管從1710年到1760年只有30萬英畝土地被圈，但此後到1843年間，有超過700萬英畝土地轉手。而且，有一個從小農場到大農場的穩步發展過程。一名觀察者記載，在多塞特郡的一個村莊，二十年前有三十個農場，到此時僅剩下兩個了。
圈地運動的大規模興起，尤其1793年以後，既歸因於經濟因素，又歸因於心理因素。在饑荒和戰爭年代，農產品——尤其小麥，到1812年時售價還高於126先令——為地主和進步農民帶來了不菲的收益。這些進步農民發現他們受到舊式公社制度的束縛，除非能夠教育和帶動所有那些更保守、頑固的鄰居，否則休想引進新的觀念和方法。因此，他們自然而然地加入圈地運動，以便得以自由開發自己的土地，而無需同那些不願與時俱進的人商量。
儘管如此，這一時期土地所有權的集中還遠未擴展到愛爾蘭和蘇格蘭，到1851年英格蘭乃至蘇格蘭的所有農場中，三分之二還未達到一百英畝的規模。然而不管怎樣，相當大一部分舊式農業人口發現他們每況愈下，儘管土地的總體產量增加了。許多人失去土地，成為農業勞工階級或城市人口，為蒸蒸日上的新型產業提供了方便的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