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議會中的群體表現出異質性群體的大部分特徵/他們的意見的簡單化/易受暗示，但有局限性/他難以改變的意見和易變的意見/議而不決的原因/領袖的作用/他們是議會的真正主人/演講術的要點/沒有名望者的演說勞而無功/議會成員的感情誇張/國民公會的實例/議會失去群體特徵的情況/專家在技術性問題上的作用/議會制度的優點和危險/適應現代要求，但會造成財政浪費和對自由的限制/結論。
我們在議會中找到了一個有名稱的異質性群體的範例。雖然議會成員的選舉方式因時而異，各國之間也有所不同，不過它們都有著十分相似的特徵。在這種場合，人們會感到種族的影響或者削弱，或者強化了群體的共同特徵，但不會妨礙它們的表現。大不相同的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和美國，它們的議會在辯論和投票上表現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對著同樣的困難。
然而議會制度卻是一切現代文明民族的理想。這種制度是一種觀念的反映，即在某個問題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獨立的決定。這種觀念雖然從心理學上說是錯誤的，卻得到普遍的贊同。
在議會中也可以看到群體的一般特徵：頭腦簡單、多變、易受暗示、誇大感情以及少數領袖人物的主導作用。然而，由於其特殊的構成，也有一些獨特的表現，我們現在就來做一簡單說明。
意見的簡單化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在所有黨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黨派中，無一例外地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根據適用於一切情況的最簡單的抽象原則和普遍規律來解決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當然，原則因黨派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是僅僅因為個人是群體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他們便總是傾向於誇大自己原則的價值，非要把它貫徹到底不可。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議會更嚴重地代表著各種極端意見。
議會有著特別質樸的簡單意見，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完美的典型。他們用教條和邏輯對待人，頭腦里充滿各種含糊不清的普遍觀念，他們忙不迭地貫徹死板的原則，不關心事實如何。在談到他們時，人們不無理由地認為，他們經歷了一場革命，但並沒有看到這場革命。在一些引導著他們的十分簡單的教條的幫助下，他們以為自己能夠把這個社會從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結果使一個高度精緻的文明倒退到了社會進化更早期的階段。他們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採用的辦法，與極端質樸的人有著同樣的特點。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把攔在他們道路上的一切統統毀掉。不管他們是吉倫特派、山嶽派還是熱月派，全都受著同樣的精神的激勵。
議會中的群體很容易受暗示的影響，而且就像所有群體一樣，暗示都是來自享有名望的領袖。不過議會群體這種易受暗示的特點，又有著很明確的界限，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
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牢固而無法改變的意見，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例如在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與有勢力的選民的利益有關的問題上，即使有秋摩西尼的天賦，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發出的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取消的建議，使意見的絕對穩定得到了維護。
一涉及到一般性問題——推翻一屆內閣、開徵一種新稅等等——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雖然與普通群體中的方式有所不同。
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有時發現自已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因此難免遲疑不決。這解釋了為什麼經常會看到他在一刻鐘之內就會做出相反的表決，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僱主選擇和解僱工人的權利，然後又來上一條幾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同樣的理由，每屆議會也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和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大體上說，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在議會中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永遠存在著對選民的擔心，從他們那裡收到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這有可能制約領袖的影響力。
不過，在無數的辯論中，當涉及的問題議員們沒有強烈的先人之見時，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
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組成群體的人沒了頭頭便一事無成，因此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只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
領袖的影響力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據，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因為什麼情況威信掃地，他們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只屬於他們個人，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於這個事實，西蒙先生在評論1848年國民議會——他也是其成員之——的大人物時，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非常具體的例子：
路易·拿破崙兩個月以前還無所不能，如今卻完全無足輕重了。
維克多·雨果登上了講台。他無功而返。人們聽他說話，就像聽皮阿說話一樣，但是他並沒有博得多少掌聲。「我不喜歡他那些想法」，談到皮阿，沃拉貝勒對我說，「不過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偉大的演說家。」基內儘管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一點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裡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於衷的地方，莫過於政治集會。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於黨派的滔滔辯才，並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嚇。
我引用上面這些話，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些事實，而不是因為它所提供的解釋，其中的心理學知識貧乏得很。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並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
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在多年時間裡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於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片為人知。他只消做個手勢，內閣便倒台了。有個作家用下面一席話說明了他的影響程度：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於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他，我們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沒發可危，我們在南尼日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我們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X先生的謬論讓我們丟失的領土，比拿破崙一世的災難100有過之而無及。對於這種領袖，我們不必過於苛責。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領袖很少超前於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
我們這裡所討論的領袖進行說服的手段，除了他們的名望之外，還包括一些我們多次提到過的因素。領袖若想巧妙地利用這些手段，他必須做到對群體心理瞭然於心，至少也要無意識地做到這一點；他還必須知道如何向他們說話。他尤其應當了解各種辭彙、套話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應當具備特殊的辯才，這包括言之鑿鑿——卸去證明的重負——和生動的形象，並伴之以十分籠統的論證。這種辯才在所有集會中都可以看到，英國議會也不例外，雖然它是所有議會中最嚴肅的一家。英國哲學家梅因說：
在下院的爭吵中可以不斷看到，整個辯論不過是些軟弱無力的大話和盛怒的個人之間的交鋒。這種一般公式對純粹民主的想像有著巨大的影響。讓一群人接受用驚人之語表達出來的籠統的斷言，從來就不是什麼難事，即使它從未得到過證實，大概也不可能得到證實。以上引文中提到的「驚人之語」，不管說得多重要也不能算過分。我們多次談到詞語和套話的特殊力量。在措辭的選擇上，必須以能夠喚起生動的形象為準。下面這段話摘自我們一位議會領袖的演說，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這艘船將駛向坐落著我們監獄的那片熱病肆虐的土地，把名聲可疑的政客和目無政府的殺人犯關在一起。這對難兄難弟可以促膝談心，彼此視為一種社會狀態中互助早利的兩派。
如此喚起的形象極為鮮活，演說者的所有對手都會覺得自己受著它的威脅。
他們的腦海里浮現出兩幅畫面：一片熱病肆虐的國土，一艘可以把他們送走的船。
他們不是也有可能被放在那些定義不明確的可怕政客中間嗎？他們體驗到的恐懼，與當年羅伯斯庇爾用斷頭台發出威脅的演說給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