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於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問尤其精準，因為那等於是他為自己發問的，終其一生。
《羅亭》這部小說發表於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體上正是這個人生大疑正式叩問的開端。
《羅亭》是一部結構嚴謹、宛如一齣戲的小說，清晰到幾近肖像畫般繪製出一種典型人物來，小說中他名叫羅亭，但卻是彼時俄國上流社會和智識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謂「多餘的人」。
多餘的人，說真的，事情倒沒有字面上所顯示的那麼不堪，而是同時包含了幾分自嘲的幽深意味。這類人，我們應該說，其實是古老沉睡如萬古長夜的老俄羅斯帝國中第一批醒過來的人，負責叫醒他們的鬧鐘是彼時領先發展、領先自省也領先革命的西歐。但幾無例外的是，由於當時階級分割森嚴如死水的俄國現況，真正有機會在此第一時間聽見西歐革命召喚的人，只限於擁有貴族身份、有食租者財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大學讀書、沒事持續思考、閱讀舶來文字乃至於出國旅遊赴西歐實地朝聖之人，而且通常他們的年紀不會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圓的權力結構中不杵於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們有充足的道德熱情，有夠用的時間、金錢和未竟野心，又沒牽制著腳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護衛的既得權位、煩人的經驗細節，以及要求舒適輕暖的不中用身體云云。
如此的年齡狀態和恰恰好的社會位置構成了這樣一批人覺醒的動人優勢，但也不得不預言了他們的脆弱。畢竟，年紀和社會地位皆是在時間的四季變換中最流轉凋落的稍縱即逝東西；除此而外，這一批人還有另一個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們看向新世界滄海之闊輪船之奇、興高采烈議論滔滔的同時，他們原本就四體不勤的貴族身份又讓他們隔離於祖國廣大的貧窮黑暗農村實況，也就是說，他們要拯救的是他們背對著的那些人，要解決的是他們並不了解的問題，而且人數之眾多如星砂，問題之難不下於登天，那樣蒙昧、反動、罪惡盤根錯節的可怖實況，先不說真正對付起來何等絕望耗時，光是正視它就足以嚇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熱情。
問題是，他們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還不止這些。這是一批胸懷廣闊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國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們，他們同時同情並串聯整個歐陸各地的革命者，關心著全體人類的生活和未來命運。
當然，「多餘的人」這個貶辭是稍後才被看破手腳流行起來的，一開始，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聲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龍的寵兒、是俄國稍有知識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系，包括一部分沙皇的實際行政官員都這麼看待他們。然而，除了時光流逝、社會實況暗轉這樣持續的剝蝕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擊出現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麼樣一個年頭？這是西歐革命風起雲湧的最高峰一年（就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也發表於這一年，雖然這事於當時的西歐半點也不重要，至於馬克思對俄國產生影響那更是一八七〇年以後的事了），也是西歐革命整體潰敗且一切到此為止的終結一年，反動勢力全面回頭掌控整個歐洲秩序，而僻於東方一隅的沙皇也擔心這場革命瘟疫蔓延過來跟著行動，除了斷然出兵蕩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開始展開俄國全境的鎮壓肅清工作，抓人入獄或送到西伯利亞，檢查所有的言論和文字，並大量裁減大學生數額（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補充貨源）以厲行「凈化」，這就是整個十九世紀俄國最黑暗的蒙昧時刻，從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歷史上稱之為「七年長夜」，赫爾岑並下過如此註解，「活過當時的人，都以為這條黑暗隧道註定是沒有盡頭的。」
在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歐陸的這批人，死狀最慘的當然也是跟著西歐滔滔議論的這批人——這裡，我們簡單借用以賽亞·伯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敗，為法律和秩序勢力所輕易壓平的歐洲革命知識階層信譽掃地，隨後便是一片深刻幻滅的氣氛，時人不複信任進步觀念，也不復相信可借說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來和平獲致自由與平等。」「卡特科夫轉為保守的民族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轉向正數，克魯鮑特金離棄激進主義，巴枯寧簽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至此，俄國的進步力量掉過頭來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輕一代的民粹主義者，他們輕視議論，強調行動，並對上一代的這批人展開嚴酷的批判，讓他們真成了「多餘的人」。
其中，我們尤其要說的是巴枯寧，這位最華麗也最空言的俄國革命過動兒於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遜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國，系獄期間，他甚沒骨氣地寫了一篇懺悔告饒的自白書上呈沙皇——巴枯寧正是羅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