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貝托·艾柯的小說《玫瑰的名字》開了博爾赫斯一個並不高明的玩笑，借用了他盲人以及圖書館長的雙重身份，把它寫成了小說中熱病的、像守護聖物般守護書的秘密、而且不惜殺人的老僧侶豪爾赫——這真是個一點也不知心不會心的玩笑，要說博爾赫斯身上最少什麼，那便是這種拜物教式的淺薄激情，他是個自由無比的無神論者，包括他對書籍。
友誼是生活的基本事實，是自在的、用不著證明的，因此，友誼碰到最尷尬的狀態便是，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太自大或太自卑的人，以及因為太自卑所以得把自己弄得更自大的人，總不智地用愛情的方式來猜想它甚至處理它，讓它變得戲劇性、變得不平等、變得斤斤計較而且時時擔驚受怕，也因而，把愛情動輒而來的分手也一併帶了進來。
還有，在我們這個更加不幸的社會裡，我們的虛無傾向也像洪水溢堤了一般淹入生活的基本事實之中，以至於所有原本自在的、無需再證明的東西都高度神經質地被懷疑，因此，比起博爾赫斯的阿根廷，我們似乎就連友誼的美德都不再擁有，如今單純乾淨的友誼也一定要被抹上某種同性的（尤其是雄性的）、幫派的、動輒要以生死相互保證的特殊氣味塗料才安心或說甘心，以至於友誼還得靠共謀做些不理性的、甚至是背德的惡事才堪確認。最近，夏鑄九教授告訴我「挺」這個流行閩南語動詞的意思，那就是「盲目的支持」，說得好，這樣的情感方式流行，說明了「盲目」這個特質亦在我們社會裡如火如荼流行，就像那首咖啡館裡常可聽見的老情歌：《煙霧吹進了你的眼睛》。
活在這個只會講「愛」、不懂還不承認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會中，每天在現實生活中已夠讓人厭煩了；如果在書籍的美好世界中，也得色情狂一般愛過來愛過去，這就讓人有某種無可遁逃於天地的沮喪了。
如此沮喪關乎閱讀的本質問題，也同時是美學問題，一個喜歡書而且真的還不時打開書來看的人，我想是不應該會有這麼糟糕的品位和用字遣詞能力的，這恰恰說明了或說暴露了自身是個不及格讀者的基本事實。我承認，有些夠好的書，或應該講有些正巧在對的時間出現的對的書，是可能叫喚出人片刻的忘情激情的，像博爾赫斯自承：「有時在閱讀斯溫朋、羅塞蒂、葉芝或華茲華斯的作品時，我會想到，哦，這太美了。我不配讀我手上的這些詩。但我也感到恐懼。」我也自反而縮願意承認，有些我們年輕時某一刻喜歡的書，會十年二十年擺書架上積塵，再沒打開過任一回，彷彿像拋棄了它們似的，但我們不會憎恨它們，就算有點不堪回首的汗顏之感，也是對著彼時那個程度不佳的自己，跟書無關，書本身仍可以是溫暖的——人的激情通常撐不到天亮雞啼，強烈的愛和強烈的恨或憎惡只適用於極少極少的書，在這麼一道至少以十年為時間單位、以百本為數量單位的閱讀路途上，那都不是閱讀者的「基本生活事實」。
有關這方面，《迷宮中的將軍》可能還可以多給我們一點啟示。這部小說，正面書寫近代拉丁美洲最身影巨大的一個「偉人」（最常識定義下的偉人），如同俄國人寫列寧或我們寫孫中山，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有多困難（那麼會寫小說、曾讓英國的E.M.福斯特望之興嘆的俄國人，可有人寫列寧小說嗎？），在過度壅塞的歷史事實和歷史情感下，小說家很難有必要的想像編織空間，更難取得更必要的平等，因此，通常能找出的書寫策略和書寫角度，總是側面的、一角的，最常見是帶點八卦意味的鑽入偉人的私密生活尤其是其情慾的一面，既聳動又可藉此顛覆取得某種與之平等抗衡的姿態。
我自己也去過北京什剎海邊保留下來的宋慶齡故居，合法狗仔隊地侵入她的起居室和卧房，我還看了她的書桌和打字機、她的西式調子廚具和老冰箱，還有她院子里的好大鴿子籠，另外就是四面開敞的大窗，可以遙遙看向始終權力沸騰的中南海那頭，革命喧嚷的聲音也輕易傳得進來。這樣一個孤寂、曾經有左翼行動信仰和年少習慣卻再無事可做的老人，那麼長的漫漫時日都在想什麼做什麼回憶什麼希望什麼？我曉得宋慶齡一定有她獨特的「基本生活事實」，她不是空洞的「國母」，但也不再可能是個平凡人如你我，兩端都一樣偷懶一樣不實，她是宋慶齡，一個獨特的人在一個獨特的歷史位置上，或者說一個獨特的歷史位置建造出她這樣獨特的人，她和我們一樣吃飯、睡覺，但她和自身的歷史命運再分割不開。需要告訴我們宋慶齡也和我們一樣得吃飯睡覺嗎？
《迷宮中的將軍》也寫玻利瓦爾的床上事迹，但既不是為寫情慾而情慾，也不是那種弗洛伊德式的探索隱喻，那只是玻利瓦爾的基本生活事實，其中最精彩的，當然是那位強悍而且怨言不出口的曼努埃拉·薩恩斯，八年時間，她是玻利瓦爾最火熱的性愛伴侶，但在擁有整整三十五個正式情人和不定期飛來的夜行性小鳥的玻利瓦爾生命中，曼努埃拉同時以更沉厚而且家常日子的友誼與他相處，整部小說中聽不到她講任一句自怨自哀的戀愛中人話語，倒是她亞馬遜女戰神也似的策馬戰鬥身影讓人眼睛一亮：
曼努埃拉忘了將軍的忠告，她確實像回事兒的，甚至有點忘乎所以的，扮演起了全國第一個玻利瓦爾主義者的角色，單槍匹馬對政府展開了一場文字宣傳戰。莫克斯拉總統不敢對她進行起訴，但並未制止他的部長們這麼做。面對官方報紙的人身攻擊，她以謾罵相回擊，並印成傳單，在女奴的護衛下騎著馬在皇家大街散發。她手握著長矛，沿著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擊那些散發攻擊將軍傳單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現在牆上的侮辱將軍口號，她用更激烈的辱罵覆蓋上。
官方組織的宣傳戰最後指名道姓攻擊她，但她一點也沒有畏縮，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給她報信說，在國慶節的某一天，大廣場要安裝煙火架，架子上掛有一幅將軍身著滑稽可笑的國王服裝的漫畫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們不顧警衛隊的阻擾，騎著馬把煙火架沖個稀爛。於是，市長親自帶了一小隊士兵，企圖從床上把她捉走，而她則手握兩支上好膛的手槍等候著他們。
還有，忠實而沉靜的僕人何塞·帕拉西奧斯則是另一種表現形態的友誼。整部書中，他沒一處如曼努埃拉或將軍其他隨行老戰友般，為歸於頹敗的南美解放大夢負隅頑抗或哀傷，他甚至不參加任何大事談論，以至於我們幾乎弄不清他追隨玻利瓦爾是否包含著解放大業的這部分心志，還是只忍耐玻利瓦爾異想天開冒險習性、永遠在私底下幫他收拾家當和善後的那一種無悔朋友。
然後，便是我們所引述將軍和卡卡莫最終握手那一幕，兩個病人：「發覺兩個人都在發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