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忽必烈汗式的概念思維，尖銳的、深入的、如昔日蒙古鐵騎般一路征服過去，快速地抵達世界盡頭，柏拉圖曾以為「路的末端」是至善、是統一一切的真理，但大汗找到的卻只是如棋盤格子畫成的世界帝國，也是虛無，如海德格爾、德里達找到的那樣——這是人類幾千年來走的思維主流之路。
另一邊則是馬可波羅式的實體思維，專註的、興味盎然的，把目光集中在眼前就這一小片木頭上，然後，就像一朵花緩緩舒展開來的模樣，從嫩芽、蟲窩、一棵樹、一片林子、筏木工、大河、碼頭商埠、人聲鼎沸中單獨靜靜等待的一個女人……每一個都是真實的東西真實的人，如此沒有盡頭地流淌下去，不捨棄，不放過，直到我們再分不清它是新知還是記憶，是經驗或僅僅是夢境里的景象——這是文學獨特的思維方式，尤其是小說。
卡爾維諾在他《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的演講中重新引述了自己這段驚心動魄的文字（對他這麼謙遜不自戀的人而言，這個不尋常的舉動饒富深義，至少可看出這段文字對他的重要性，以及難能找到其他作家有類似的文字可堪替代），用來揭示他自己以及人類的兩種不同思維方式、兩種不同認識世界的方法。在那回演講當時，卡爾維諾並沒有也無意做出任何優劣或說偏好的判決，事實上，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忙碌不堪的思維者，總是反覆在這兩端衝過來沖回去、拚命在維持這兩種思維方式的不易平衡。
但我們得說，像卡爾維諾這樣總是在兩種極端之間尋求對話和聯繫的人是極稀少的（輕與重、快與慢、簡與繁云云），這使他不像個「純粹」的小說書寫者，既寫出如《馬可瓦多》這樣馬可波羅式的動人小說，也有像《帕洛馬爾》這樣忽必烈式的、幾乎是運用數學、天文物理學演算出來的奇特作品，這是卡爾維諾個人的獨特野望，說真的也是小說的冒險，絕大部分的好小說家並不這樣，他們毋寧專註地留在馬可波羅的實體世界之中，包括在台灣飽受誤解，好像他一輩子只在想鏡子和迷宮的博爾赫斯在內。博爾赫斯直截了當而且還不止三次五次地講，他是個實體思考的人，事實上，他說的是他只會這樣，他根本就不會概念式的思考（「我想我重形象勝過注重概念。我不擅長抽象思維，正如希臘人和希伯來人所做的那樣，我傾向於以寓言和隱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思考問題，這是我的看家本領。當然我不得不時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論，但我更偏愛做夢，我更偏愛形象。」）。
然而，一樣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書中的另一次演講，我們卻也看到了卡爾維諾終究講出了如此沉重的話來：「但或許這種缺乏實體的現象不但存在於意象和語言當中，也存在這個世界本身。這種瘟疫侵襲著人們的生活和國族的歷史，使得一切的歷史變得沒有形體，鬆散、混亂，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我的不安來自於我在生命中察覺到形象的喪失，而我所能想到的抗衡武器就是——文學觀念。」
在這段話語中，卡爾維諾用了「瘟疫」這樣的字眼告訴我們如今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及其迫切性，幾千年努力下來，概念性的抽象思考已成為普世性的暴政，成功地建構出一個沒形象沒實體的虛空漂流世界，比方說市場，不再是那個擺滿琳琅物品、時間一到大家都來了、人人大聲講話、挑揀、討價還價、調笑、爭吵、散播東家西家八卦的一派熱鬧聚散之地，它不在任何地點，也看不見找不著，更遑論觸摸和感受，它就只是供給和需求而已，同樣的，世界、國家、社會、人民、群眾、城市、政府……無一不抽象，無一不是概念，相應於此，卡爾維諾所提出的文學，便有著迫切且重大的救贖意義，它不再只是作為學科分類之一、作為書籍諸多品類之一的專業性文學而已，它還是一種人看待生命和周遭真實事物相處的態度，一種失落久矣的實體召魂術，一種全然不同但必要的思維方式，以它特有的實體思考，重新為整個虛無的世界裝填豐饒可感的內容。
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講閱讀小說，簡單一點說，就為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