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對閱讀的程序有種有條不紊的理想假設，由淺入深，由一般的、基礎的書再緩步進入高段的、最好的書，如同看電影由普級到輔導級到限制級再到A片一樣，這基本上是對的，你是得這樣子。
但我們也很容易發現某種詭異但再真實不過的閱讀現象，那就是不管社會整體，抑或我們個人的經驗，書，總是從最好的那一些讀起，尤其是那些舶來自「第一世界」的翻譯著作，出版社先供應的總是最好那一級的，讀者買的讀的也是最好那一級的書，我想，這種「不合程序」的有趣現象，不適宜把原因賴給寥寥幾個出版公司選書人操縱我們的閱讀走向，他們絕沒有這麼大的野心、能耐和霸權，這是由集體的、普遍的心志所共同決定。
有關此一集體的、普遍的心志，有各種描述方式，這裡，我們仍嘗試由「時間的壓縮性」這個概念入手——我們要以一當十用二十年來讀人家的兩百年，要在短時間裡把人家長期思索經歷的東西轉為己有，我們再自然不過會做的，首先，如列維斯特勞斯所指出的，我們會試圖先掌握其基本整體圖像而很少直接鑽入某一部分細節之中，因此，橫的展開重於縱的深入，走馬看花的多樣性優先於孤注一擲的專註性。其次，在橫的、多樣性的基本原則下，你選的、讀的當然就是「每一樣」中最好或說最有名的那本書（當然，最有名和最好不見得等同，但重疊度不低）。比方說，你要用僅僅十本書的規模快速掌握人類小說書寫的總體成就，毛姆的做法便是找出他心目中最厲害的十個小說家，將他們各一部代表作組合，於是我們看到的便是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巴爾扎克《高老頭》云云這麼一組的確可稱之為最好的小說。比方說，當年台灣銀行找出一筆錢要引入一整套經濟學經典名著，其基本架構也是從亞當·斯密一路數下來，包括李嘉圖、庇古、馬爾薩斯、馬歇爾、凡勃倫、凱恩斯、哈耶克、熊彼得、米塞斯等一網打盡。當然，這一網因為彼時的政治禁忌，放走了馬克思為代表的絕大多數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學著作；而且，台銀只消化預算做書，完全不曉得怎麼賣書，以至於一整套一整套大概通過贈送、而受贈者毫無意願閱讀的幾近全新書籍，最終輾轉流入當時還真的都是舊書攤的光華商場，我個人手中差不多齊全的這套書，便是十元、二十元從舊書堆里搶回來的，不管是全白封面的平裝本，或綠色帶塑膠套的精裝本。
於是，很長時間中（至今依然），我們眼中的書籍世界遂有一堆偉大的「一書作家」，比方說梅爾維爾好像只寫過一部《白鯨》，塞林格只有《麥田裡的守望者》，馬克·吐溫只有《湯姆·索亞歷險記》，吉卜林只有《叢林故事》，聖·奧古斯丁和盧梭好像只各自完成了一本懺悔錄，而納博科夫幾十年燦爛的創作人生只交出了《洛麗塔》一書，這當然都不是真的。
這樣的書籍出版方式、閱讀方式，基本上當然是聰明的、有利的，這是後來者、追趕者的必然優勢，他可以挑揀，去蕪存菁，減少摸索的時間、心力和資源耗損，還能避開錯誤發生的代價——然而，如果說書寫者有什麼得時時提醒自己的必要警覺，便是最是在最有利、最聰明、最討巧、最方便、最不耗力的順境時刻。只因為閱讀追根究底有著自討苦吃的一部分面向，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只能在困境中發生並存留，我們拿它一點點辦法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