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世界廣大如海，我們每一個個人依自己的際遇和選擇，都只能局部性地和書相見相處，其間總會有些諸如遇人不淑的不幸情事發生，這種個人特殊經驗和整體真實圖像之間的種種參差背反，說起來沒完沒了，我想，比較正確而且公平的方式，還是得先整體地、宏觀地來。
好書是不是真的愈來愈少了呢？應該不會，這是有恆定的結構性理由的。當然，我們從供給面來看，書籍從書寫到製作到出版，的確有其不穩定的一面，沒辦法完全用固定生產線作業加品質管理這套工業機制來控制。然而，好也好在它不全然被納入這套作業系統之中，始終保有一定程度的手工技藝特質，這使得書長得不一樣，使得書自由，包括書寫這一端的自由，並由此衍生閱讀另一端的自由，在愈來愈強控制、個人獨特性泯滅的工業體制之下，這是所剩不多值得我們認真保衛的自由。
不穩定，恰恰說明了自由的健康存留。因此，從宏觀的供給面來看，說好書愈來愈少，一如說好書愈來愈多，大體上都不是恰當的，因為它只是不穩定，不穩定用曲線畫出來是某種上下起伏震蕩的不規則圖形，而不是持續上升或下探的漂亮線條。如果我們還好奇怎麼個不穩定法，再進一步探究書籍出產的最根源處，也就是人的心靈，包括人的思維，人的理解、人的想像力及其不滿，我們不難發現，在歷史的時間之中，其軌跡往往是鬆緊交替的脈動式節奏，而不是均勻平滑的流水般進行。因為個別心靈在孤獨面對一己獨特性的思考同時，也或彰或隱地聯繫著所有同時間的個別思維，在過往累積的思維成果之上，組合成一個大的對話，一個思考交替作用的場，這個普世性對話或場的存在，對個別心靈固然是個制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難以超越或甚至不容易意識到的所謂「時代限制」），卻也是思考材料和啟示的不斷供應者，更提供了思考的基本視野和焦點。因此，一個人的瞻望和困惑，往往也是他那個時代所有人的瞻望和困惑，用不盡相同的語言和不盡一致的嘗試路徑在突圍。在某一個特別聰明、或特別幸運、或特別魯莽偏執的人衝出一個缺口之前，這個對話或說這個場，往往會有一段時間彷彿停滯下來一樣的沉悶、焦躁並持續堆積壓力。一旦缺口打開，清風吹入，一個全新視野擺在所有人面前，這些像被困在壓力鍋里流竄的強大力量，便像覓得生路般衝決而出，這就是豐收季節的來臨了，是思維兌現為實際成果的好時光，如踩中節時繁花盛開。
比方說，念物理學的人都曉得，歷代了不起的物理學家，從外錶行為來看，往往還真像追逐流行時尚乃至於當紅歌手樂團的少男少女一般，一段時間誰都在談粒子，忽然又集體跑到場論里去，再一轉眼大家又開口閉口都是弦。如此一窩蜂的乍看可笑現象，當然不免也摻雜有弄潮的成分，但其實更有著深沉而嚴肅的思維理由在，我們通常稱此為「思潮」，思考的集體樣態像持續拍岸又退回的海潮，一波起一波平，有波峰有波谷。
書籍記錄著思維的如此軌跡，同時也是如此思維成果的最主要載體，因此，它的供應遂也不得不跟著波濤起伏，某一段時日好書傾巢而來像來不及似的，接下來卻又跟雨老下不來般悶得人心慌。
當然，除開這種根源性的肇因於思維本身的不穩定特質而外，還有另一種較嚴重影響書好書壞的因素，那就是一時一地的特殊社會條件，就像我們的氣候晴雨受到四季更迭的普同制約，也同時隨你所居住地方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變化一樣。一般來講，這方面的作用遠較穩定，幾乎不太費勁就能觀察並預測出來，比方說一個社會資訊開放和流通的程度，比方說一個社會對思維和言論的寬容程度等等。正是這種特定社會的特定有效作用，才讓書籍的歷史、閱讀的歷史有了難計其數的辛酸記憶，寫錯書可以致命，就連讀錯書也一樣會腦袋不保。
如果我們不盡恰當地將書籍比擬成某種動物，找尋它維生的最主要食物，那大概就是「自由」。一個社會書籍的好壞、多寡、腴瘦，基本上又和該社會的自由進展（不只政治面，還包括經濟、文化傳統，乃至於宗教等等的整體結算）亦步亦趨，也因此，一個社會的書籍整體樣貌，倒過頭來又可成為我們檢查此一社會自由程度的一目了然指標。逛一趟書店，往往比你認真研究其政治體制及其運作還來得準確而且全面，畢竟，很多管制力量並不透過直接的政治暴力運用，很多自由的障礙是隱藏的，但這詭計騙不了書籍，自然也就糊弄不了真正夠格的讀者。
記得下次出國，撥點時間跑一下當地的代表性大書店，只要抬頭宏觀其書架，你就會看到意想不到的該地真相。
話到這裡，我幾乎想順勢武斷地說，一個喜歡書的人，不管是讀者的身份或書寫者的身份，都應該是自由的信仰者和擁護者，可惜這並不是真的，人類歷史的嚴酷實然並不支持這個應然的美麗斷言，太多專制的、集權的、惟我的，乃至於絲毫不能忍受別人想法做法而不惜通過迫害屠戮予以去除的人，私底下也都是很棒的書籍書寫者或是閱讀者，名字太多了，事例也太多了，我們只能嘴硬地套用昔日列寧的名言：他們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背叛了自己書寫者和讀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