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字的一字三折，套句名小說家張大春的用語，只是「一個字在時間中的奇遇」，以此作為文字簡化的樣板，其實文字簡化絕非這樣千年一次的時間跳躍行為，毋寧是綿密的、隨時隨地發生的，概念上比較接近連續而不是暴沖；此外，作為文字一員的「塵」字也不是什麼得天獨厚的文字簡化選民，而是和其他所有文字夥伴並肩走上一去不返的歷史簡化之路，最多只是大家運道不同遭遇不同，簡化得並不均勻而已。
因此，「」→「塵」→「」無疑是個太過簡易的方程式，至少至少，我們其實應該把它強化成大致這個樣子：
如此一來，我們便看到中國文字的幾個簡化大階段了，其中
「實像」→「曲線構成」→「垂直/水平構成」，這和荷蘭知名抽象畫家蒙德里安的演進方式完全一樣，他的「樹」、「教堂」、「風車」和「海浪/防波堤」系列無不如此。
然而嚴格來說，這些大階段的文字簡化分割，基本上都是追認性質、整理性質的，文字的簡化，是先在使用過程中自然且連續性地發生，到差不多已轉變完成，才由政治、社會的掌權者予以正式確認，必要時，並頒行新字體的標準版本，來一次必要的統一。
包括我們印象里最有統治自覺的、最使用政治強力的秦朝「書同文」文字改革，也是整理的性質大過於創新——秦的小篆改革，之所以比較特別，主要是多了一種歷史的偶然原因，那就是西周的武裝殖民擴張政策（諸侯分封），到幾百年後的春秋戰國割據分立，使得原先雖不嚴謹，但基本上同屬一支的文字，隔離性地各自線條化數百年之久，因此，到得戰國後期，已明顯看得出各國的差異了，比方同一個「馬」字，我們今天可看到的景況便是——
面對這個逐步擴大，但尚未構成辨識性困擾的文字差異現況，以戰勝國之姿君臨天下的秦，當然非要做點事不可，於是他們當然以秦的文字為主，要大家向中看齊——後來我們把小篆看成秦相李斯的純發明，並以此整體構成秦始皇貶古重今、把傳統一傢伙打爛丟棄的革命形象，至少就文字這面來說不全然是事實，我們可以相信主事的李斯有某種程度的判斷和調整自主空間，加進某些自己的發現創造是可思議的，參酌某些其他各國的文字演化造型或靈感也是可思議的，畢竟李斯是個有相當實力的書家（彼時文字學者和書家應該是二而一的、不分割的），他親筆的泰山刻石小篆，那可真的是漂亮得不得了的字。
但無論如何，這不是全然由上而下、行於社會的實況和需求之先的改革，更不是意識形態主導的改革。秦的文字改革絕對有現實的迫切需要，而這需要的確是以文字自身為主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