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禁忌嚴重起來是很以後的事，福柯說歐洲的性禁忌高峰要遲至十七世紀左右，同樣地，中國也要到宋明兩代這段期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們來看巴爾扎克在他小說《米農老爺》中的一段話：「可憐的巴黎女人，為了你小小的浪漫，你可能喜歡默默無聞。可是公共場所的馬車往來都要註冊登記，寫信要清查郵戳，信寄到了之後又得再次核對收件的印章，住房也相應要有牌號，這樣，整個國家的每一小塊土地都登錄在冊了，在這種文明之下，法國女人怎麼可能隨心所欲呢！」——這裡，巴爾扎克不經意地為我們揭示出來，原來即便是某種道德的、形而上意識方面的禁忌，最終還是要動用到社會的物質性工具的，就好像巴爾扎克所說的郵戳、印章、牌號乃至於各式各樣的清查登錄簿冊，要等到這種種的社會配備齊全起來，這一類的禁忌也才可能真正森嚴起來綿密起來，讓置身其間的人無所遁逃於天地。早期社會身份的差異性分割意識，其力量只夠開啟它，絕對不足以完成它。
宋明，尤其是稍後的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專制君王時代，這可以無關君王自身的善惡良窳（儘管明太祖朱元璋真的不是個什麼玩意兒），而是吏治系統的完整，愈見成熟的統治技術，宋代以降儒家主張的單一性、壓倒性獲勝並在外僵固為鉗制讀書人的八股科舉，往內封閉為準宗教的嚴厲道德倫常系統（人類歷史上好像沒什麼主張禁得住如此程度的大獲全勝而不出大麻煩的，不管它曾經多睿智多悲憫多柔軟開放），國家特務機構的建立和快速滋長，宰相的廢除和帝王的親領政事，還包括巴爾扎克所提到的，全面土地登錄的所謂「魚鱗圖冊」和全面人口清查的所謂「黃冊」的完成——是這些東西，而不是（不止）人的惡意慾念，才讓人對人的全面壓製成為可能，包括形而下的人身行為言論，更形而下的苛捐雜稅，以及性禁忌。
因此，愈早朝愈古代也就愈封閉愈禁忌的想法絕對是一種迷思，嚴厲是一個緩緩建造的過程，要耗用上千年的漫長時光，你才能一步步控制住遼闊疏放的天地山川，人為地予以封閉起來，如此，你也才控制得住散落在天地山川之中的人。
比方說，讀《左傳》的人，多少都會驚訝於彼時男女之事的「隨便」，最精彩的當然是一代美人的夏姬，但諸如齊國的幾代公主也不遑多讓。事實上，孔子本人便是野合所生，歷代的儒者也無法諱言這個。名小說家鍾阿城來台灣短暫居住期間，有一回談起這一話題，阿城說這是再自然再尋常不過的事了，他下放雲南時，當地的少數民族尚保有類似的儀式行為——他們定期舉行儀式性的聚會狂歡，舞蹈歌唱加上酒類的麻醉催情效應，收場便是男女一對對各自帶開，自行找地點製造該部族的小孔子。阿城判斷，這個安排的原意，極可能是生產的鼓勵，人口的增加，對部族的擴展、現實生活的勞動人手乃至於對於死亡以諸多方式暴烈襲來的有效對抗，以護種繁衍而言，都是非常要緊的。
年輕時發神經病念《禮記》（其實很好看，張愛玲還說不亞於讀《紅樓夢》），最喜歡裡頭講二月萬物方生、春情勃發的時刻，男女一事「奔者不禁」。當時以為是禮法建構者的開明，懂得在對的時間刻意地開放出一個對的缺口給年輕人走，現在才曉得這是上古男女之事的記憶存留——二月私奔的男女，禮法不加禁止，我們之前已看過「奔」這個字的原來樣子，就是那個快得彷彿同時跑出三個腳印符號或甚至是三條腿的古怪象形字，的確得把握時機跑快一些，開個玩笑來說，二月最短，一年漫漫就只這麼二十八天，稍縱即逝，一錯過到時又要老老實實等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