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後來，恰恰在教會寄宿學校里，我遺忘了這種感受。在那裡，有幾個講斯洛維尼亞語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滿和懷疑。他們講這種語言，和學校、廣播和教堂這些機構不一樣，總是輕聲低語。他們聚集在大教堂一個偏僻的角落裡，幾乎是在竊竊私語，因此，對於那些不理解的耳朵來說，傳過來的無非是嘶嘶聲。他們也會背向大家，彷彿故意躲開似的站在講台的四方形場地里。這樣一來，他們就有點像一個陰謀策劃者小集團，而那些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干擾叫喊更是支持了他們的陰謀計畫。而我呢？我妒忌他們相互交頭接耳嗎？我妒忌他們顯而易見的共同目的嗎？說來更深一層，是一種厭惡：討厭看到在這個我——孤獨，被擠出來了，又再擠回去，惟獨被課桌那藍色的洞穴和睡眠溫暖著——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數人群里，有這樣一夥自高自大的人物從我們之中分離出去。這幫斯洛維尼亞小夥子應該立刻保持沉默，應該從他們那見不得人的陰謀角落裡爬出來。他們個個都和我一樣，就請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個偶然的、身上散發著臭味的、喘息著的、抓耳撓腮的陌生軀體，然後同樣一聲不吭，別一個個像同謀者似的親密無間，竊竊私語，一門心思地聽著寄宿學校噴水池裡那嘩嘩的水聲就是了，該放風時就放風去，像這個菲利普·柯巴爾一樣。比起那張口結舌、意見不一、沒有方向、耷拉著腦袋和緊握著拳頭無所事事四處亂跑的多數來，你們這個抱成一團的少數更加讓我噁心！
好久以後，我才從其中一個講另外那種語言的人那裡得知，他們根本就沒有搞什麼小集團，結盟來對付我們其他人。他們相互圍著站在角落裡，更多是他們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語舌頭說話以後，終於能夠從對方的嘴裡聽到母語的聲音。這種語言不僅被那些講德語的同學，而且也被那些監護人嗤之以鼻。他們之所以如此輕聲低語地相互交談，是因為不願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們之間說來說去，無非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要麼是天氣，要麼是學校的事，要不就是從家裡寄來的香腸和熏肉麵包。當然聊聊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氣了：一個把熟悉的聲音直截了當地傳遞給另一個，「就像在舉行聖餐儀式時一樣」。在一天的幾個瞬間里，他們能夠聚在一起，講一講他們那遭到禁止的方言，這對他們來說「簡直太開心了」，即便他們有意識地把話題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會說njiva，而不說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說Apfel」， 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聲說，「這難道有什麼區別嗎？！」
然而，對這個成長中的年輕人來說，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舉行的連禱和失蹤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擋著他沒有把在這個王國里的第二語言——對不少人來說是第一語言——理解為針對他個人的敵意行為。然而這種情況對講德語的大多數人來說，卻一如既往，就是到了這個世紀末也沒有兩樣，而且常常甚至也沒有什麼惡意。
後來，那本老詞典才把我從自己的狹隘中解救出來了。它出自上世紀末，也就是1895年，父親出生的那一年，是一部力求完美的詞典，收集了來自各個斯洛維尼亞語地區的表達和常用語。此時此刻，一抹接一抹的陽光正好又漫遊過寫字檯對面那夜色降臨的風景圖像。憑藉著陽光，我隨之感覺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連同它們的空間間隙都顯現出來了——那個坐在河邊的姑娘，一隻手彎曲著，地平線上那棵彎曲的樹，三岔路口那個小夥子腦袋扭向姑娘。同樣，當時在野外穀倉的屋檐下，藉助文字圖像，我認識到了那一個個獨特的細節。如果要我想像出自己的童年來，那麼我迄今幾乎始終缺少的就是這樣獨特的詞語。事情是這樣開始的，詞語一個接著一個——哥哥把某些詞語畫線標出來了，因此我可以跳過許多——，在我眼前聚合成一個民族，家鄉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現在其中。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就像四處流傳的故事和軼事中所說的一樣，並沒有萎縮成類型、角色和角色承載者。我從那些人和事物身上，看到的只是他們喜形於色的輪廓。那些詞語描述的是一個鄉村農牧民族，其中連一個個比喻都出自農牧範圍：「他像奶牛擺尾一樣鼓弄自己的舌頭」；「你遲鈍得就像無風的大霧」；「你們家裡冷得就像在失火現場一樣」。此外，城市也嚇不住人，而是等著被人去佔領：人們可以趕著馬車「丁零噹啷地闖進去」，或者乘著雪橇「滑進去」。罵起人來五花八門，死亡換句話說叫做：「他罵人罵到頭了。」如果說這個民族對彌留之際擁有不計其數的說法的話，那麼要說起女人的生殖器來就多得數不勝數了。從一個山谷到另一個，蘋果和梨子的名字也是千變萬化，同樣數不勝數（有按農具命名的，有叫「割草女人」和「收割者」的，或者乾脆就像七女神一樣，稱作「天女散花」的），像天空中似錦的繁星一樣。這個民族從來就沒有建立過自己的政府，因此，一切政府的東西，一切官方的東西，也包括一切抽象的東西都不得不引用統治者的語言，即德語和拉丁語逐字逐句的譯文，這看上去同樣不自然和古怪，似乎就像這位讀者在這裡找到的不是像Substanz（事物的實質）這樣一個詞，而是一個Uand（風雨棚）。然而作為補償，它乾脆就賦予那唾手可得的東西——一個個事物，而且不只是有用的事物——以愛稱。在這件事上，一切家中的東西都好像以女性命名，而一切家外的東西都好像以男性命名：比如一個在熱灰里烘烤的麵包翻譯過來叫做「Unterascher」（灰鬼），與之相應，一種梨子則叫做「Fräulein」（小姐）。一個特有的標誌是，那些表示廣大區域的詞語僅僅加上一個音節就夠了，而不需要第二個詞，這樣就可以生成縮小詞形式。這種形式是這個區域里的事物稱呼，而這個區域又為它的事物形成了這樣一種棲息場所：比方說，在「Wald」（森林）一詞里就隱含著「Wälderin」（森林之花），這不僅意味著居住在森林之中的女性，而且也意味著森林草，一種確切的森林花，一棵野生櫻桃樹，一棵野生蘋果樹，一個傳說形象和彷彿是森林心臟的「冷杉山雀」：通過一個與習以為常的名稱截然不同的名稱，這位詞典讀者才曉得了那些事物的意義所在。
這時，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如此充滿深情卻又如此粗俗無禮的民族，在許許多多行為中嘲笑思想上的敏捷和行動上的遲鈍。勤勞（「幹活時我們遠在前面」，哥哥一封信里這樣說）；成人的語言中交織著兒童的表達；絕望時寡言少語，幾乎一聲不吭，高興和渴望時，說個沒完，簡直就是歡欣鼓舞；沒有貴族，沒有一致的步伐，沒有地產（地只是佃租來的）；惟一的國王就是那個傳奇英雄，被美化了，四處漫遊著，短暫地顯現出來，又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儘管如此，思來想去，這個民族壓根兒也不是那個特有的斯洛維尼亞民族，或者那個我憑著詞語感知的世紀轉折時期的民族，而更多是一個不確定的、永恆的、超然於歷史之外的民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個存在於永恆不變的、惟獨受到四季調節的當下的民族，存在於一個聽憑於天氣、收穫和牲畜疾病規律的此岸之中的民族，而且同時存在於任何歷史的彼岸，或者之前，或者之後，或者一旁——此時此刻，我意識到了，連哥哥那些畫叉的標記也幫助形成了這樣一個永恆的圖像。你怎麼會不願意把自己算作那個不為人知的民族的一員呢？就戰爭、貴權和凱旋的隊伍而言，可以說她只有借用來的詞語，然而卻為那些最不顯眼的東西創造出一個個名稱來，不管是為屋子裡窗檯下的空間，還是為野外田間道上的石頭被剎車的輪子磨得閃閃發光的地方。她最有創造性的就是為那些只有孩子們才會夢寐以求的避難所、隱蔽所和活下去的場所取名：低矮叢林里的掩體、洞穴後面的洞穴、森林深處肥沃的空曠地——而她同樣從來也沒有必要去反對其他民族把自己當作那樣一個上等民族而隔離開來（因為她真的居住和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每個詞語里都顯而易見）。
如果說哥哥的工作筆記直截了當地通過另一種語言立刻就轉化為他的事業，也就是那個果園的話，那麼他這本詞典則超越了果園，轉化為全部的童年情景。童年？是我那特殊的童年嗎？是我憑藉著那些名稱發現我個人經歷的地方和事物嗎？毫無疑問：情節就發生在父親的莊園里。火爐後面的空間、地下室里果子酒桶的支架、爐灶里的灰洞、牛棚里用石頭圍起來的水槽、突現在花園裡的葡萄葉、耕地時的最後一道犁溝，從這一個個表達的詞語中，我在我們家裡分別都看到了那個相應的事物。真的，那一個詞才把光明投向了「我們的」大鐮刀那壯實的末端，「我們」那與果核分不開的桃子，「我們的」李子那藍藍的色彩；自個兒把我們的底土——腐殖質層下的鵝卵石層，蘿蔔坑——抬升到一個虛幻和光明的空間里。
然而，不是也有許許多多的詞語，我從中看出了我一輩子從來也沒有碰到過的，而同樣只可能屬於家鄉，屬於我們的圖像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