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哥在農業學校的三年里，同樣留下了許多班級照片。在第一張照片上，小夥子們個個都敞開著衣領，挽起了袖子，並且穿著齊膝的深色圍裙。他們站在一條寬闊而陽光燦爛的林蔭道上，並且在那裡安營紮寨。兩邊都是果樹，鮮花盛開，連一片樹葉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還很小的坡地葡萄園，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頂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錦的果樹白茫茫一片，與春天的雲彩相映生輝。陰影是短暫的，正值午間休息，哥哥甚至連梳一梳頭的時間都沒有了，一束頭髮掛在他的額頭。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開始幹活了。這一班人緊緊地站在一起，有幾個人把手臂搭在旁邊人的肩上，不過哪兒也看不到有人對這種姿態作出回應。有一個，也就是那個最年輕的，將自己的身子撐在旁邊兩個人身上。由於陽光強烈，看不到一個同學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後，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許只是由於頭髮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樣兒。惟獨那張臉被前邊的腦袋擋住了，看樣子，彷彿他是到了最後一刻才站進去的。在後面的林蔭道上，有一個衣著寬鬆的女人遠離去。
在另一張照片上，很少認得出環境來，而更多是這個班的形象。地點是一排松樹前的道上，不是樹林，而同樣是一個林蔭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電線杆，後面是一排瓦屋頂。他們個個都身著西服，有些甚至打著領帶，領結像一個嗉囊大小，有的錶鏈從馬甲扣上吊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個盤腿端坐著，懷裡抱著一個小酒桶，手裡拿著一隻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這張照片有點秋天的景象，也是因為路邊的花已經凋謝。可首先看到是，有個小夥子在別人塞手絹和插鋼筆的位置上捧著一根鳥尾一般長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屬於敞開著衣衫族。他的西裝翻領奇大，沒有塞手絹的兜，也沒有紐孔。他雙手交錯擱在膝上，從一邊朝著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著，同時看上去又無拘無束：他不擺什麼架勢，總是這個樣兒。和去年不一樣了，他們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龍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為攝影師閉著的。有一個已經將雙手叉在腰間了。
最後一張上，他們站在學校大樓正前方，人數變少了，只看得到學校的院牆和窗戶的斷面。在他們前面，老師們坐在圓椅上，除了那個面色蒼白的神父，他們更多都有點像富裕的農民、年長些的親戚或者堅信禮教父。每個畢業生都系著領帶，再也沒有一個人把手臂搭在別人的肩上了。他們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樣，二十歲了，他把兩手交在背後。這樣，作為年輕有學問的農民，他將會回到一個不是講他的語言，而是講另一種語言的國家裡。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鄉所在的北方。1938級所有那些斯洛維尼亞農民都在望著前方，連下巴也不用抬一下，彷彿他們雖然代表的不是一個國家，不過作為替代，是別的什麼東西。經過了這麼些年，我哥哥的腦袋變得沉重了，那隻健康眼睛變小了，眼角猶如刻上去的。惟獨那隻瞎眼鼓得又圓又白，彷彿它向來都看見的更多。
我們這個家很奇怪，聽到的幾乎只是父親的童年故事。說來說去（儘管沒有人親身經歷過，一切無非都是道聽途說來的），要麼是那個如今已經變得老態龍鐘的孩子當年夜遊時如何出洋相——一天夜裡，當其他人還坐在桌旁聊天時，他從床上爬起來，夾著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裡，然後又回到床上，開始大聲嚷嚷著好冷啊；要麼他常常接連幾天沒有記性，四處跑來跑去，最後終於找回家了，然而卻不敢進屋，而是黎明時在屋外打掃起院落，這既是周日之前的習慣，又成了他回來的信號；或者他還幼小時動不動就發起怒來。有一次，他被一個人激怒了，從房間里跑出來，抱起他幾乎都拖不過門檻的半根樹榦，直衝那個人而去。當然，接著他把樹榦砸向人家兩腳的架勢，就更加讓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親喜歡讓人給自己敘述關於自己童年時期的這樣一些傳說（往往是他的女兒扮演敘述者）：這時，他不是露出會心的一笑，就是眼淚汪汪的，或者又緊握起拳頭來，彷彿當年的憤怒還一如既往地持續著。最後，他就像那個贏家一樣，目光掃過這一圈人。
與之相反，關於哥哥的童年，我的腦海里僅僅留下了一個軼事的記憶：據說有一次，他和姐姐肩並肩跑過林肯山村長長的街道，從頭到尾，沒完沒了地給她講著屁話，一刻也不停息。再說吧，也就只有那樁傷心的事：他失去了一隻眼睛。到了十七歲，他才作為行動者出場了，動身進了邊境彼岸的農業學校。然後在第一個假期里，他就像個發現者一樣，迎向這個家了。他不單單發現了種植莊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發現了一件事：斯洛維尼亞語。這種語言被德語潛移默化了，到那時為止，不過是他的方言而已——這整個地區的方言。然而，它現在成了他不僅僅在自己的工作筆記里，而且也在書信和便條上習作的書面語言。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繩，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本夾著紙條和鉛筆的小詞典，即便是後來從一個戰場到另一個，這本詞典也依舊與他形影不離。而且其他家庭成員要與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裡，還是面對當局，或者在火車上終歸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親當然不願意，母親也不可能，姐姐當時一聲不吭，因為失戀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還沒有出世呢。儘管恰恰是親生母親對斯洛維尼亞語幾乎一竅不通，然而，就在最初從馬堡寫來的那些信里，這種語言對他來說則意味著「母語」，而且他給這個詞前也加上了「我們的」（「我們的母語」），並補充說道：「我們該是什麼，就是什麼。誰也不能規定我們是德意志人。」幾乎已經成人的他離家出走了，況且是自覺自愿，和我不一樣。他在外國找到的根本不是異國他鄉，而是「我們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語言。經過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話以後，他作為具有自覺意識的發言人登場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條上寫的，作為一個隨隨便便的文字遊戲者（有一張相片與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間，禮帽歪戴在腦袋上，一條腿支撐著身子，另一條伸得好遠）。就這樣，他也是這個家第一個不思鄉念家的人，無論如何，在南方上學期間如此，緊挨著「大城市馬堡」的學校成了他的另一個家。而且也正是他，從一次遊歷斯洛維尼亞的旅行中帶著那個後來被處死的造反農民格里高爾·柯巴爾的故事回來了：「柯巴爾」，一個刻寫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見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當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禮書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紀末，上面記載著那個人的身世。他後來確定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祖先。
當然，哥哥從來也沒有變成叛逆者，而總是瀕臨叛逆的邊緣，即便後來在戰爭年代裡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視為我們當中的溫順者，甚至是一個篤信的人。從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來的某些東西，我只是在幾個孩子身上親身感受過。對他來說，如此經常使用的「神聖」這個詞並不意味著教會、上天或者別的什麼虛無縹緲的地方，而始終是那平平常常的東西，通常總是與聞雞而起、下地勞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總總周而復始的日常事務息息相關。「說起家來，那裡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氣勃勃，如此神聖」，從俄國寫來的一封信里這樣說。家就和那次觀看復活節焰火以後的散步一模一樣，是「最神聖和最快樂的東西」——而聖靈降臨節對他來說就是那樣一個節日，「人們一大早拿著大鐮刀，出門去果園裡，在神聖的時刻割草，簡直太美妙了」。一條白巾，戰地祈禱時鋪在一張桌子上，就是「獻給那可憐心靈的禮物」；哈利路亞 ，他在家裡大聲唱過，和別的人一起合唱過，又在前線「喃喃自唱」，「靜靜地讓自己聽」。他還在最後一封信里寫道：「我認識和經歷了這個世界的骯髒，沒有什麼比我們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來，信仰當然只有在母語里才變得富有生氣。這是因為，在第一共和國結束後，在教堂里也只允許用德語來禱告和歌唱，而在他聽起來，這再也「不是什麼神聖的東西」了，而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讓我無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誠也與那真摯的諷刺相輔相成，借著這諷刺，他從遠方呼喚著家園和田產：他稱那幾公頃地為「不動產」，或者：「柯巴爾不動產」；家裡的房子稱為「貴室」，連廚房，牲口棚和穀倉都算在其中；要「研讀」他的信，大家只能夠「圍坐在桌旁」，作為那個「閣下之家」。
戰爭期間，這樣的諷刺也阻擋住了他採取暴力反抗的行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詞里表達出了憤怒。當他得知鄰居一家遷居到說德語的外國時，「惟一的願望就是要把那個傢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動手不可。然而，對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這樣的憤怒」。這樣一來，如果說母親要自己的兒子在度過了所謂的「農忙假」以後參加游擊隊，成了一名戰士，這便更多是一個傳說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這樣失蹤了，誰也不會知道去哪兒了。不可思議的是，說他曾經扯開嗓子一起吼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擊隊歌——更不可思議的是，說他和別的幾個人一起，突進一片隱蔽的空曠地里，來到一片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