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對這個有房無地的村民兒子來說，坐在旅館餐桌旁，吆喝著服務員要菜，這是多麼不像話啊。開始的日子裡，他僅僅靠著從超市買來的蛋奶烤餅和餅乾，首先是姐姐給他塞進海員背包里的麵包和蘋果糊口。蘋果是去年最後剩下的，已經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裡，裡面的果核就吱吱地響。我吃這兩樣東西，並不是因為餓極了，而是因為那是我最喜歡吃的，多少年以後依然如故。「美味可口」這個詞對蘋果與用和蘭芹調味的、幾乎就不加鹽的黑麥和小麥麵包組合起來的甜酸味再也恰當不過了。窗台上，麵包、蘋果和摺疊刀擺成了一行。面對帶著深深裂紋的圓麵包，我想像著月亮的背面。當然，它一天縮小的速度都比這個天體一個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沒有那些旁邊的月亮了。最後一片是如此的薄，拿到陽光下一照，它不禁讓人想起了一個透明的雪花結晶網，然後也就融化了。
然而，真正的童話才要開始。我打開那兩本書時，發現它們分別夾著一張紙幣，像襯頁一樣。這時，我才突然想起了姐姐的叮嚀，在旅途中，我每天一定要吃上一頓「熱飯」，「這樣至少別讓腸胃覺得到外國了」。就像我當年常常做夢都夢見撿到錢一樣，我現在看到四處有更多的錢在閃爍，並且事後感到遺憾的是，姐姐怎麼就沒有給麵包里也夾上錢，或者給蘋果里塞進錢呢。我把這幾張紙幣折起來塞進後面的褲兜里——家裡從來沒有人有過錢包——，發現這個樣子重複了父親的舉動。每次打完牌後，他都要向這一圈人久久地投去勝利和復仇的目光，收回自己贏得的戰利品。於是，我也可以把這筆當女兒的從父親那裡弄來的錢當作賭注，兌換掉，而且就在同一天晚上，在樓下餐廳里要了第一頓熱飯，語氣堅定，並且自以為沒有口音。那服務員臉上表現出的關注，我此刻覺得她是在微笑。
兩本書的第一本原來是一個硬皮筆記本，是我哥哥在馬堡上農業學校時的工作筆記。然而，因為這個本子挺厚的，再加上兩張硬皮，便散發出相應的氣味。所以，我總是拿它當本書看。它和另外一本，也就是那本出自19世紀的斯洛維尼亞語-德語大詞典、一包信、一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軍帽（兒子）以及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匕首和一個同一時期的防毒面罩（父親）平時都放在木迴廊上的箱子里。箱子就在父母房子的屋檐下。到我開始看書時，那兒也就只有這兩本書，而且始終都放在這個半是露在外面的箱子里。我要閱讀它們時，從不帶進房間里，大多都坐在箱子上。看樣子，彷彿同時也一起領略了各種天氣，這理所當然地屬於這樣的閱讀不可分割的部分：感受著從側面吹來的風，眼看著光線在書上不斷變換，有一次甚至被刮到房子挑檐下的雨水給淋濕了。哪兒放著這些書，那兒就是我讀書的地方；因為父親不願意看到屋子裡有書，儘管他星期天在窗檯前仔細閱讀報紙已經成了不可動搖的習慣；只要他在那兒碰到我手裡拿本書看，就憤怒地嘟嘟噥噥，因此，渾身直冒的冷汗，立刻就粉碎了這位嚇得發愣的讀者的文字圖像。
這些年裡，我多麼艱難地尋找著去解讀這些書的地方啊！我在三岔路口旁邊的奶站後面坐過，在離得遠遠的田野里的聖像柱旁的長凳上待過，也去過德拉瓦特羅格峽谷里一段與世隔絕的河岸邊。我的腳前，那片被堵起來的河水如此平靜，上下一個樣，天地為一體……有一次，我登上了林肯山。快到山頂時，在一片覆蓋著蕨類植物的空曠地上，孤零零地長著一棵松樹，我看到面前這個地方，那肯定就是每個讀書人的夢想之地：這棵樹周圍有一片軟乎乎的草地，人們習慣叫它「女人發」，一個由天然軟墊搭建起來的床鋪；它不是罪惡之地，而是一個似乎立刻會從那名為「恐懼與戰慄」 的書中吹向我的精神寶座。然而，我在那裡卡在第一頁了，甚至連第一句話都弄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學校走廊里，看著旁邊別的走讀生正在做自己的作業，我眼前才豁然一亮，便立刻明白了那些句子和結果從句。伴隨著這些語句，我同時看清了周圍一個個細節，凳子的紋理，前座那個人的髮型和走廊盡頭的電燈。這時，我才聽到了那棵松樹里的濤聲。可在之前，在那片曠地上，當你打開那本書時，濤聲突然減弱了。那個地方，所有那些地方，儘管它們都那樣可愛，那樣誘人去讀書，可是，每當我要坐到那兒時，它們卻都一個個地消失了。於是，我就偷偷地走開了，就像被父親那憤憤的嘟噥弄得不認識字了似的。直到今天，這個讀者惟一固定的座位始終就是那個放在父親房子迴廊上的，如今早已被砍成劈柴的箱子。在尋找座位的過程中，我惟獨感受到的是，難以隱退到一個荒無人煙的世界裡，恰恰是因為帶著一本書。
我也同樣如此陪伴著哥哥那本工作筆記，經歷了習以為常的輾轉——在火車站那幾乎始終空空如也的，掩映在栗子樹中的候車室里，在公墓里一座上面刻著一架正在俯衝的飛機的墓碑前，在那座湖泊出口旁的石橋上，我都一一地嘗試過——，最終又在這旅店房間里，一隻眼角里隱隱約約地映現出那隻雄松雞，另一隻里明明亮亮地映現出擺滿碗盤和酒杯的灶台，眼前是一棵棵松樹梢，目光再投向遠處，就是一座鄰居的房子，屋頂的一行行脊瓦從左向右排列著，類似於筆記本里的一行行字。
雖然我迄今一再把這本書讀來讀去，卻不能真正讀懂它，因為在農業學校里，授課語言是斯洛維尼亞語。我之所以觀賞它，是因為那些圖樣，首先是因為字跡。它一目了然，十分工整；字母又細又長，微微向右傾斜，一頁一頁地翻閱時，讓人會覺得像是在淅淅瀝瀝地、沒完沒了地、一成不變地下雨的樣子。它既沒有曲線，也沒有弧線；既沒有縮略，也沒有疏忽，因此，它無疑永遠也不會成為印刷字體。沒有一個字母在詞語中與其他字母分離，不存在聯繫，同時又區別於過去一百年里那美麗如畫的文獻，因為它的流暢與之所屬的圖樣筆畫融為一體了。在觀賞時，我覺得好像它不僅要把什麼東西記錄下來，而是要和它的對象一起繼續堅定不移地奔向一個目標，而行列中的每個字母都是這個對象的圖像承載者。在沃凱因，在這片新開墾的土地上，我後來在哥哥的字跡里看到了一種很適合於這個地區的字跡：一個拓荒者的字跡，一個正在崛起的拓荒者的字跡！在這個拓荒者身上，書寫也成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對一種行為純粹的見證，而是繼續著同樣的行為。
他在一封信里說，一個精通書寫的人就會斷定，「我們大家的寫寫畫畫（這個家庭的）都是同源同根的」，而我在其中始終讀出了執著和自豪的韻味。他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所謂的孩童的字跡。即使在最早的作業本里，他書寫得就像一個以此要介入某個事件的人，像一個有責任的人，像一個領頭人，像一個發現者。
實際上，正如那個護路人和寫畫人所說的，這整個家族恰恰是由於其「出類拔萃的」手寫體遠近聞名了（這個柯巴爾家族不光是用手在書寫著！他一邊說，一邊表情誇張地伸開自己的手臂）。這給我們帶來了自信而高貴的家族聲譽，因為這個地區說到底也沒有一家配得上「名家」這個稱號。我們就是通過這樣的書寫——既不「像畫的」，也不「像印的」，而是以不可混淆的「柯巴爾」神態——，提出了我們的要求。母親是個非常忙碌的寫信人，正如前面提到過的，被視為公家的人。無論我問起哪個鄰居有關哥哥的情況，除了那幾個軼聞趣事外，通常都要說起格里高爾和他的果園，「經營得那樣精細，那樣宏偉，那樣富有創造性，就跟他的字跡一樣」（護路人）。甚至連姐姐也從瘋瘋癲癲的狀態里清醒過來了。當她以「烏爾蘇拉·柯巴爾」這個名字提前領到了自己的養老金時，顯示出了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
在這些以其字跡出類拔萃的人中，惟一的例外就是這個家裡最老的和最小的，那就是父親和我。一個手太沉重，而另一個手則變幻無常。誰都看得出，父親從來就沒有當過一個真正的小學生；無論閱讀還是書寫，他看上去確實又慢又費力。在母親給我寫到寄宿學校的那些信里，他最多不過是加上惟一同時也代表他問候的字「父親」。退休以後，他好久都不知道要幹什麼，我便覺得，給他一個本子，讓他把自己的人生記下來，這倒是一個主意，因為他口頭敘述這人生時——幾乎讓人吃驚，他沉默良久之後，常常開始拖著那聲音深沉的「那麼……」——，一再陷入結結巴巴的境地，並且說上一句就中止了：「這無法讓人說得出來，只有寫下來才是！」。然而，幾個月以後，當我在本子里查看時卻發現，儘管他整個冬天有的是時間，可上面連一句話也沒寫，只有數字，哥哥的戰地郵政編碼、我的衣服號碼、門牌號、大家的生日，像楔形文字一樣。（惟獨那些線條，他可以用自己那根木工鉛筆畫得不費吹灰之力，他本來就可以十分麻利地把圖樣畫在要加工的木材上。）
我自己始終在變換著字跡，常常在詞中間寫著寫著就變大了，迫使那些字母從其後面的模樣里解脫出來，又回到前面去，迫不及待地——從字跡圖像可以看得出來——追著快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