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那幫孩子在夜幕中的時刻；是呀，那個沒有見證人而辛勤寫寫畫畫的人的時刻；是呀，那個坐在太陽下的同謀者的時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這些時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這個夢結束了，許多夢肯定又隨之而來了，大夢和小夢，白日夢和黑夜夢。可是在這些年裡，我也沒有變成城裡人。雖然我在村子裡變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學以後直等到最後一趟火車才回家，可我在城裡到處都格格不入。那時，我不去飯館裡，同樣也不去看電影。於是我不是四處蕩來蕩去，就是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消磨時間。或許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點使我毫無目的：要走路去湖邊，離得太遠。這個的確讓我覺得廣闊的城市，一個州的首府卻沒有河流經過，要不就可以去河邊，站在橋上。那惟一對我來說像客店一樣的城市大樓就是學校，它坐落在火車站旁。我在那兒獨自度過了一個個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個被打掃乾淨的角落，裡面擺放著桌子和長凳。有時候，其他名義上的走讀生也加入到這裡來。於是在這座宏偉的、空蕩蕩的、越來越變得無聲無息和昏暗的大樓里，我們形成了一個奇特的小團體，一個默默無聲地坐在窗前長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體。在這裡，我遇到了那個很有主見的姑娘，過後還和她看過一次電影呢。她同樣住在離得很遠的地方，位於相反的方向。我現在想起來，與寄宿學校的歲月不同，那個地方要比自己的家鄉誘人得多；憑她那張從走廊的昏暗中迎著我照亮的臉看來，她只有可能屬於坐落在某條繁華大街上的豪門望族之家。
相反，和同班的同學，我惟獨在上課期間有一種群體的感受。在這裡，我有話可說，甚至有時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難問題時被提問的人）。然而，下課後，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學都住在城裡，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親朋家裡。而且他們都是律師、醫生、廠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沒有人像我一樣，連自己父親的職業都說不出口。那麼我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山澗工人」的兒子呢（這些是我父親幾十年里干過的工作），還是乾脆迴避說我父親「退休了」不就夠了嗎？我也隱瞞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謊，一會兒說得高高在上，一會兒又說得什麼都不是。我甚至想跳過這出身，讓我像一個壓根兒就沒有出身的人，這樣對我來說無疑再好不過了——當年在布萊堡這座小城裡，在和那些教師、警察、郵局經理、銀行職員家的孩子們打交道時，我確實已經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那影影綽綽感覺到的東西：我不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從心靈深處和他們完全兩樣，他們不是我的世界。他們有自己交往的規矩，而我根本就沒有。他們的社交活動不僅讓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們起初還客氣地邀請我去參加社交活動。站在一個舞蹈培訓館門前，聽到那女培訓師數著節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著，這裡面都是終身被監禁的人，而且是自覺自愿的。我覺得抓住的門把手如同相應的手銬。在一次花園聚會時，我曾經屈起雙膝閑坐在掛在我頭頂上方的吊床里，籠罩在五彩繽紛的燈籠，閃爍的風燈，煙霧濃濃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輕音樂和噴泉嘩嘩的水聲中，包圍在一群舞動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進入了一張羅網，再也無法逃脫了。
在學習群體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無論站在哪兒，都成了礙事的。由於我對每句話都躊躇不定，那些本來進行得如此應對自如的談話被弄得戛然而止。當其他人都昂頭挺胸地從人行道中間走去時，我卻彎著身子，緊貼著牆壁和柵欄挪過去；當他們不管在哪兒，比如大門口停下來要讓人看看時，我就利用這個瞬間，悄悄地從他們身旁跨過門檻（這樣有時反而更加引起他們對我的注意，就像發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樣）。一句話，與同學們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時光就是籠罩在我反應遲鈍的徵兆之下，這無疑只有我一個人心裡明白。好些年以後，我似乎在有軌電車裡一個男子身上看見了自己當年的影子：那個人坐在一群講著笑話的同伴圈裡。他總是隨聲附和別人的笑聲，然而每次都慢了一點，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發起呆，接著又跟著一起笑，聲嘶力竭的樣子。在他的周圍，沒有一個人能覺察到讓我這個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聽懂了這兒所敘述的東西，可是並沒弄明白這笑話的弦外之音。他對雙重意義和影射徹底沒有感覺，於是，別人講什麼，他就完全當什麼。在沉默的瞬間里，我從那簡直吃驚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經歷著那些敘述的一個個細節，當作某種十分嚴肅的東西。這時，我就在有軌電車上想著，當時我坐在同學們中間，情形也一模一樣，惟有局外人，像我現在一樣，似乎才會認識到，有人處在這個圈子裡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們好幾個人坐在一張桌旁聊天。起初，我還跟得上，可是後來，十分突然，我與別人之間就一刀兩斷了，那兒是交往的人群，這兒是我。我只是聽到他們在說話，沒有看他們。在我的餘光里，最多不過是幾個肢體閃來閃去，或者動來動去。因此，這聽覺就越發敏銳：讓人吃驚的是，無論是每個句子的一字一詞還是抑揚頓挫，我似乎都能夠立刻清清楚楚地複述出來，比最好的錄音機還要真實。人們談論的無非都是些習以為常的東西，藉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們談論的那些事，還有他們談論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氣憤。這期間，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參與其中嗎？是呀，可是此刻我無聲無息地坐在一旁，就想著讓這一圈人來問一問。在我看來，那些人當然只是談得越發來勁，旁若無我，無視我，彷彿此間惟獨就是要這樣做給我看的，他們就是他們，而我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是的，這幫市民子女當著我的面，當著這個一聲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沒了，壓根兒連問都不問你一聲。他們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這樣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驅除出去，就連他們說話的方式也是沖著我來的，儘管其中也沒有什麼惡語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對這樣的聚會，在孤獨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種總有一天也要說話和敘述的衝動——，在我的腦海里突然變向，一邊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個大腦，一邊彈回我的身體里。那種「孤獨」，我不過是把它當成一個字眼：我就是這樣感受孤獨的。在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這種形式的交往永遠也不會是我的。甚或不能在這兒跟他們一起談論，充當一個另類，這不也是一種無聲的勝利嗎？我不告而別，離開那張桌子，他們甚至連片刻都不停頓。後來，當再發生這樣的事時，我才聽到有人說，我沒有過「兒童遊戲室」。隨之我想起來了，在我們家裡，確實沒有過孩子們的專用空間。再說，從發生這些事情後，留給我的就是一個後來我自己無論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習慣：在一次爭論中，沖著一個對手說出了「你們」，儘管他就一個人而已。
這樣一來，我那時的家園就是乘車，在汽車站和火車站等待，一句話，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來往於村子和那個城市之間花去的三個鐘頭構成了一個時間空間。由於各種各樣的麻煩，它同樣也給予了適合於我的生存空間。每次都會讓我深吸一口氣，終於又來到這些絕大多數不相識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們之中的任何人分類，他們也不用將我去分類。在乘車期間，我們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既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斯洛維尼亞人，充其量就是年輕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車回來時，我甚或覺得，彷彿我們之間壓根兒連年齡都不算不上什麼了。可是我們到底是什麼呢？在這沒有等級的客車裡，乾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車裡，則更好聽些，叫做「乘客」。有時候，由於各種原因，我選擇乘汽車：一方面，這樣我路途上會長些；另一方面，這時天已經黑了；再說乘坐汽車時，我覺得連那些令人厭煩的熟人一個個都變樣了。無論是在村子還是小城裡，我哪兒都會把他們和他們的聲音、他們走路的姿勢、他們的目光，他們胳膊肘撐在窗台上扭頭望著過路人的樣子，也包括我對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來歷所知道的東西等同起來。可在這兒，他們一上汽車，一下子就變得無法確定。而作為無法確定的人，他們在我的眼裡超越了平日：他們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徵，終於表現為獨自，惟一和現在。在這飛快行駛搖搖晃晃的汽車裡，他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顯得比他們在家鄉堅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實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脫胎換骨了。變得無法確定以後，他們才顯現出自己的圖像。他們這時表明了什麼，同時卻又是無法闡釋的，這也就是實實在在的他們。他們和一個個乘客打招呼畢竟就是招呼；他們的詢問畢竟就是想要知道。我雖說沒有能夠這樣堅持，可是我本該如此啊！在這幾乎總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組成的一個個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護一樣，如同在像我這樣的人之中似的。這些人由一個可信任的公職人員（在家鄉或許就是個悶悶不樂的鄰居）駕駛著穿行在城市和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