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宿學校度過的這五年是不值得敘述的。鄉愁、遭受壓抑、冷酷、集體坐牢，這些辭彙就足夠了。我們大家所謂孜孜追求的僧侶精神卻從來沒有使我獲得某種使命感。我也覺得幾乎沒有一個年輕人會有能力勝任。那些神秘的東西早就在鄉村教堂舉行的聖禮中傳播過了，如今在這裡從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主管神職人員會充當神父的職責。他們要麼關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裡深居簡出，一旦叫誰前去，那也僅僅是要警告你，威脅你，摸你的底——要麼總是披著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長袍在樓里來回巡視，充當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萬別。就是在聖壇前，每天做禮拜時，他們也不會承擔起曾經被授予的這個神父聖職，而是充當了秩序守護者的角色，履行著儀式的每個細節：當他們轉過身去，一聲不吭，手臂伸向蒼天站在那裡時，就好像在傾聽著自己的背後發生了什麼；然後當他們又回過頭來，彷彿要為所有的人賜福時，於是他們心裡就只有一個抓住我的念頭。而鄉村的神父則完全兩樣：他剛剛還在我眼前把裝滿蘋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聽著廣播新聞，剪去耳邊的頭髮——而現在就穿著莊重的禮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蓋怎樣咔嚓作響，一心虔誠地屈膝在聖體前，完全忘卻了我們其餘人的存在。然而，我們正是因為如此才走到一起來了。
與此相反，在學習時，我獨自感受了教會兵營里獨一無二的美妙交往。在獨自學習中，我掌握的每個字眼都先說出了我正確運用的每個簡單明了的表達形式；我能夠信手描繪的每個河道都先說出了當時催促著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標：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問我想像的「王國」是什麼，我要說出的不會是一個確定的國家，而是「自由的王國」。
然而，我覺得，恰恰是人成了那個當時只有在學習中才隱約意識到的王國的化身。接著在寄宿學校的最後一年裡，人卻成了我的大敵。這一次，不是我的同齡人，而是一個成年人；也不是一個神職人員，而是一個外來人，來自世俗世界，一個世俗的人，一個老師。他還很年輕，剛剛完成學業，住在那幢所謂的教師樓里。在方圓廣闊的範圍內，這幢樓連同寄宿學校的城堡和鑿進山坡的主教墓地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偏僻而光突突的山丘上。平日，我對所有人來說都不那麼起眼（就是在十多年之後，遇到當年的相識時，我總是聽到同樣的描述：「好靜，獨來獨往，專心致志。」這樣一說，我連自己都認不出來了）：他立刻就注意上我了。他講起課來，都是針對我來的，彷彿在專門給我一個人上課似的。此時此刻，他說起話來，沒有一點教訓人的口氣，更好像是他每講一句話，就要問問我，是否同意他這樣劃分材料的方式。真的，看他的樣子，好像我早就對這材料了如指掌，而他只是每每期待著我點點頭認可，他對其他人並沒有敘述什麼不對的東西。有一次，當我真的糾正了他時，他非但沒有佯裝不理，反而興緻勃勃地表明了他的熱忱，一個學生居然能夠強過老師：這樣的情形始終是他夢寐以求的。我一刻也沒有忘乎所以——完全是另外的心境：我覺得自己得到承認了。多年讓人視而不見之後，我終於被人注意到了，這恰恰就是一種覺醒。我在感情洋溢中覺醒了。有一陣子，一切都很美好：我那些同齡人，首先是那個年輕老師，我們走出了那個令人窒息的信仰地獄，走進了一個學習、研究和觀察世界的自由天地里，走進了一個我當時覺得很美妙的荒僻世界裡。每天下課以後，我就不知不覺地陪著這位老師走到對面的教師樓前。當他周末驅車離去時，我的心就隨著一起飛到城裡。在那兒，他無論做什麼事情，無非都是為上課的日子在養精蓄銳。一旦他留在這裡，教師樓上那間惟一亮燈的窗戶就在我的心底里點燃起一種永恆的光明，與昏暗的寄宿學校教堂聖壇旁那閃爍不定的小燭火迥然不同。
這期間，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成為一個老師——我永遠就想著當一個學生，比如說當一個這樣的老師的學生，他同時也是學生的學生。這樣的情形當然只有保持距離才會有可能，可這多麼必要的距離，我們卻人為地喪失了，也許是我陶醉在覺醒的感情洋溢中，也許是他沉浸在發現的無比熱忱中。直到這個時候，他對於這樣的發現也只有做做夢罷了。不過也許會是這樣，時間久了，我無法忍受人家拿我當目標。這正好促使我要毀掉那個在他心目中描述的圖像，哪怕它也符合我心靈最深處的東西。我要逃開他的視野。我渴望著重新過上默默無聞的日子，就像此前的十六年一樣，躲在自己的書桌前，躲在那寬敞的藍色棚屋裡，誰也不會對我有什麼看法，更何況如此高的評價——可事到如今，我如此親密無間地被一個人了如指掌之後，甚至連那個當年常常在我心中作祟的雙影人都望塵莫及。到了這個地步，我覺得默默無聞才是真實的，才是美妙的。如果超過了一定的時刻，被當作楷模，甚至是奇蹟，雖然面對的並不是別人，而是自身，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可忍受的。我渴望著在重重矛盾中消失。有一次，我插問了一句，肯定又一次表明了我的「同步思考」，於是一種興高采烈，甚至激動不已的不尋常目光直衝我而來，我做出了一副極其難堪的怪相，只是要分散對我的注意力，卻刺傷了這位年輕老師。在這同一時刻，我感覺和他一樣。他目瞪口呆，然後離開教室，這節課再也沒有回來。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他覺得正好看到了我真實的面孔；我真誠的想法，對學習對象的熱愛，對他這個將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自己事業之中的人的好感，都是我偽裝起來的；我是個騙子，是個偽君子，是個背叛者。當其他人在熱烈地談論時，我卻一聲不吭地朝窗外望去。這位老師就站在下面樓前的場地上，背向樓。他一轉過身來，正好對著我，我看見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撅起的嘴唇，強硬得就像是鳥喙。這既讓我痛心，也使我愜意。我甚至在享受著，除了我自己以外，終於不用親近任何人了。
接著，那鳥喙只是撅得越來越尖了。然而，我現在面對的不是一個憎恨你的敵人，而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執行者。他一旦作出了判決，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說那個放著書桌的棚屋並沒有表現為避難所。我再也學不下去了。這位老師每天向我表明，我要麼一無所知，要麼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謂的知識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東西」，不是那「材料」；它不過是出自於我而已，以這種形式，沒有一個被大家共同認可的表達方式，對誰都沒有什麼用處。我凝視著那棚屋，獨自與籠罩在心中的烏云為伍。在這棚屋裡，那一個個符號、辨別、過渡、連接和組合的光明世界曾經呈現給我一片蔚藍的天空，又讓我興趣盎然。不可想像，這烏雲會一散而去；它越來越沉重，四處瀰漫開來，涌到口腔里，鑽進眼窩裡，堵住了我的聲音，遮擋住我的目光。這些都是無聲無息地發生著：在教堂里，集體做禮拜時，我本來就只是動動嘴唇，而在學校里，因為這位老師同時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問我了，更不用說關注我了。在這段日子裡，我經歷了可謂失去語言的感受——不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無聲了，而且面對自己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了，發不出一個音了，做不出一個動作了。這樣的沉默在呼喚著力量；任何退讓都是不可想像的。可與那個小敵人不同，這力量是無法向外發泄的。這個大敵人，他沉甸甸地壓在你的心頭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橫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氣管上，你的喉頭上，你的軟齶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聽覺，那個被他包圍在中間的心臟，不再跳動了，不再搏動了，不再嗡嗡地響了，也不再輸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響，刺耳，辛辣和兇惡。
這時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課前被叫到寄宿學校校長跟前。他呼著我的名字告訴我，我母親馬上會打電話來（當著她的面，他總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爾」）。到那個時刻，我還從來沒有聽到過母親在電話里的聲音。而直到今天，幾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現，不管是說話、唱歌、大笑還是無休無止的抱怨，都逐漸消失了。可她當時的聲音依然縈繞在我的耳邊，低沉得就像一個剛從郵局的電話亭里傳出來的聲音，單調而清楚。她說，父親和她商量好了，讓我離開這個「男子學校」，轉到一所普通學校里，而且立刻就轉。兩個鐘頭後，她會乘坐鄰居的車到達，在樓下大門口等我。她已經給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級中學報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會進入你的新班級。你將坐在一個姑娘旁邊。你天天要坐火車去。你可以在家裡有一個自己的房間；餐廳不再需要了；父親正在給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我想要反對，可突然又不再反對了。母親的聲音是一個判決者的聲音。她對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為我負責，她作決定，而且由她來宣布釋放我的決定，刻不容緩。那是一個從內心深處躍起的聲音，一個畢生都在那兒積聚的沉默中迸發出來的聲音，僅僅就這一次。這樣的積聚也許正是為了在僅有的一個時刻，把握住合適的機會，令人折服和一勞永逸地來行使權力要求。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