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主辦，日本亞洲女性基金會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資助，中、日兩國的女作家們終於在中國首都北京見面了。這是一個黃金旅遊季節，空氣渾濁的古城有時也露出了藍天。我從南方飛往此地，心中既有些隱隱的激動而又充滿了期待。「交流」這個人們時常掛在口頭的詞此刻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一種神秘的、探不到底的感覺。我已經通過作品在本國同很多人交流過了，我也通過作品在日本同很多人交流過了。那麼同這些作為社會成員的作家們個人，我會有怎樣的交流呢？我想到了我們共同的橋樑——文學。不管怎樣，我決心在這短短的五天里走出交流的第一步。
我比代表們提前兩天到達，同我的作品的譯者兼批評家近藤直子女士一塊住在京倫賓館。同住在此賓館的還有另一位中國文學研究者赤羽陽子女士。也就是說，我在研討會之前已經進入了交流的氛圍。已經成為我的密友長達十四年的直子同我當然早就是心心相印了，這裡就不談我同她之間的秘密了。而赤羽陽子則是一位舊相識和新朋友。
陽子五十多歲，她的經歷非常獨特。她在政府機關工作了幾十年，屬公務員待遇。可是幾年前，她和丈夫相繼辭去了工作，同到家中，過早地度起晚年來了。幸虧他們在東京有祖傳的一小套房子，加上他倆的辭職費，剛好夠他們安排今後的生活，這樣的日子當然是很清貧的辭職後，她丈大每天高高興興地去滿足自己的業餘愛好（釣魚之類？），她則投入了自己真正鍾愛的工作——研究中國文學。我十一年前就在東京的「中國現代小說」同仁雜誌社見過陽子。直子告訴我，她總是按時來參加會議，但從來不發表意見，只是靜靜地聽，後來直子又告訴我，陽子是一個極有意思的人。再後來她就加入了直子的翻譯工作，並應聘到直子所在的日本大學去教中文。當然這份工作時間很短，錢也很少，她並不是為了養家糊口，僅僅只是出於興趣。她是一位很有朝氣的研究者，從不輕信，也不受意識形態影響，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覺。同她談話，我便感到她性格中沉靜的力量。她並不善談，而是非常、非常害羞，但只要她說出一句話，那句話便帶著她的獨立的見解和自信，那是長久觀察和反覆感受之後的看法。
第二天，我帶陽子到社科院那邊去開會。路程不遠，但坐公交車有三站。我建議坐公共汽車，陽子高興地贊同了。我們擠上一輛車，車開動後司機忽又一剎車（這在中國是毫不奇怪的常事），陽子沒抓穩扶手，一個踉蹌差點撲倒。但她還是很高興，哈哈地笑著。下車後，她滿懷感慨地對我說：「中國人真是很奮發向上的啊。」到了會上她就不說話了，靦腆地坐在角落裡聽。
我同日本女作家們的進一步溝通是在會後進行的。那是我報到的第一天，我們的事務局長小匡女士叮囑我下午五點在飯店樓下集合，去開記者招待會。到了五點，我下到一樓，看見一些日本人模樣的女士和男士們站在大廳里，我估計就是他們，心裡感嘆道：「多麼守時啊！」但是中方的人還沒有來。我正猶豫著不知如何向他們打招呼，忽然有一位很漂亮的，眼神極為憂鬱的女郎對同伴說：「殘雪！」於是我們立刻走近對方握起手來。一會兒翻譯就來了，我得知這位漂亮的女郎名叫松蒲理英子，在日本讀了近藤直子翻譯過去的我的小說，十分喜歡。我們肩並肩往社科院走，通過翻譯交談了幾句。很快，我們發現對方都能說一些英語，於是又結結巴巴地用英語交談。我覺察到了她身上過人的活力與熱情，雖然她是那麼憂鬱，那眼裡的迷霧就像永恆不破似的。她身上還有一點令我感到親切的就是，她也像我一樣基本上不化妝，這在日本女性中是不太多的。她的頭髮長長短短，一點也不像修飾過的樣子。她的相貌驚人的年輕，後來我才知道她已經四十三歲了。
理英子和我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相互傾慕。她送給我她在台灣出版的長篇《大拇趾P紀事》。我在晚上見縫插針地讀了起來。這是怎樣一本奇書啊！總的來說，它是充滿了激情描述的現代化的小說。作者的幻想力非常強大，她對人類的性感覺的描述達到了很高的文明層次，而那種純凈的理想主義則是打動人的根本。我很少見到這樣有深度又不乏優美的力量的作品，那是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作家才能寫得出來的傑作。三天會開完後，我同理英子已經難捨難分了。在去長城的汽車裡，我們抓緊時間筆談。我們談到了我們不同的文學道路；談到了孤獨感，以及怎樣對付孤獨感的方式；談到了各自喜愛的作家以及一些名作家的弱點；談到了動物……
終於，我同理英子共同飲完了那瓶礦泉水，兩人都到了頂上。一會兒我們就和其他女作家會合了，我們的笑聲衝破了長城的窒息。這條長城，對於她們來說是一幅奇妙的異國風景；對於我來說，卻是完全不同的含義。然而，我們卻在這種地方交流著情感。
回去的路上天漸漸地暗了，車子晃動著，理英子還在努力辨認著我寫在小本子上的英語，她似乎要用力看見我的心底。我對她說：「我們必將成為新的傳統。」她使勁點頭。長城漸漸在我們身後隱去……
在幽靜的九華山莊，我和理英子在月光下的樹影里穿行著去餐廳。一邊吃著飯，我倆通過一位能說漂亮的倫敦英語的小夥子的幫助，三人一道繼續我們的討論。這位小夥子是《朝日新聞》的記者，英語程度比我和理英子好得多，而且他也對我們的討論有很大的興趣。最重要的是，他在理英子還未成名之前就給予她的小說《本色女人》很高的評價。我們抓住他，讓他替我們翻譯。這是一種奇怪的談話，他將我們說得很不好的、難以聽懂的英語重新組織，變成流利的英語，然後再講給我們聽。所以我開玩笑說，我「正在不擇手段地進行交流。」因為激動，我和理英子都沒有注意到桌上的美味佳肴，只顧說話去了。我們心裡都感到：「這樣的機會真是千載難逢啊！」小小的筆記本上寫滿了英語、日語、和中文，而談話居然涉及到了《浮士德》的主題。我們都對陳腐的傳統深惡痛絕。但說到底，這種痛恨是不是出自心靈深處的愛呢？為了不讓它滅亡，才投入到促使它新生的創造工作？
中澤惠是一位非常具有知識女性風度的作家，沉思而敏銳的大眼睛好像會說話。她的作品層次豐富，充滿著黑暗的意識，其感覺的深邃和細膩令人驚嘆，那是令我喜愛的作品。在會上，我特別注意到了她那邏輯力量很強的發言並深深地贊同她的關於女性意識的闡述。她的思維總是像閃電一樣迅速，卻又能做到有條不紊地表達。
我們最後一天才有機會面對面地通過日籍華人作家唐亞明在餐桌上交談。我們討論的主題是關於傳統和現代的困惑。在我的記憶中，中澤惠的意見充滿了現代知識分子對於民族前途的憂慮。非常靈活而又善於模仿的日本民族，在崇拜西方的大潮之下完全喪失了自我，年輕一代變得浮躁、懶惰、淺薄而機械，什麼都不關心，連自己的靈魂也不關心，只是沉溺於肉慾的舒服感中。基於這種現狀，她對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觀念有種冷靜的質疑。我對於這個話題有很大的興趣，因為中國也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傳統崩潰、道德淪喪、麻醉品似的、充滿了幻滅感的大眾文化（實際上是傳統的糟粕）充斥了市場。我在討論會上曾宣稱：我的傳統是西方文化，我所吸收的養料大部分來自西方文學。西方文化中既有高貴的理性，又有「無中生有」的幻想傳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中不可能有的東西。我所說的學習西方文化，並不是指當代中國和日本那種淺薄的模仿，而是要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核心，將那種最優秀的東西拿過來，使我們自身這種有缺陷的、正瀕於滅亡的文化獲得否定自身的力量。落實到文學上，我所指的就是那些永生的經典：《聖經》、《神曲》、莎士比亞、《浮士德》、卡夫卡、博爾赫斯（「我的傳統是西方」這句話就是他說的）等等等等。只有靜下心來學習，才能達到真正的理解和吸收。同中澤惠的討論引發了我的很多聯想，我非常佩服她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所面對的困惑是一致的，那也許是一種新的精神即將誕生前的混沌。在精神上，我感到我同她情同姐妹。我聽說她的兩個孩子都上高中了，我猜想她一定是一個很不錯的、極其開明的媽媽。
我在會上又遇到了岸陽子老師。岸陽子老師幾十年來一直鍾情於中國文學和文化，是一位資深的漢學家。我很尊敬她，也十分感激她為中日兩國文學交流所做的、長年不懈的努力。岸陽子老師說她早就有過翻譯殘雪的想法，只是因為殘雪小說的譯者近藤直子的譯文非常出色而又名聲很大，她才沒有動筆。這一次她找我有件很要緊的事，這就是她要親自用口譯的方式告訴我她在《東京新聞》上寫的一篇文章的內容。這篇文章是她為介紹我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解讀卡夫卡的著作而寫的。她在這篇文章中不但充滿激情地介紹了我的文學創作，介紹了我對西方文學的獨特理解，還預祝我前程無量。我在認真傾聽她的翻譯之時，心中一陣陣泛起溫暖的感激之情。我想，在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