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6.17 日本東京銀座 廖金球 譯
東京的六月和我國的南方同樣的悶熱。一九九〇年，我就在這樣一個六月天從成田機場下了飛機。河出書房新社的總編小池先生和好友近藤直子已經等在出口處了。小池是四十多歲的精幹的中年男子，開一輛有六個座位的車。從機場到新宿的飯店開了一個多小時。
這是河出書房新社安排的對談，日野啟三先生是日本國內公認的寫新小說的最好的作家（芥川獎的評委）。請來的口語翻譯也是日本頂尖級的高橋女士。六十多歲的日野先生看上去十分年輕，清瘦、篤定，臉色比較蒼白，腰板筆直。一直到對談結束後，我才知道日野先生患了腎癌，他為了不耽誤對談，一直等我從中國來，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去醫院割掉一隻腎。
從那以後，我一直把日野先生當成我的精神導師。而他，我每在日本出一本書，他都要寫一篇評論在他做特邀編委的《讀賣新聞》上登出。那些評論極為精闢、中肯。
問：熱烈歡迎殘雪女士光臨。我拜讀了殘雪女士的小說，是中篇《蒼老的浮雲》及另外幾篇短篇小說。您的經歷及其他，也從譯者近藤直子女士的介紹中知道一些大致的情況。然而，我想殘雪女士對我的情況及日本的小說不太了解吧。所以我想首先從我的情況談起，通過我的談話，是能夠接近殘雪女士的小說的。
我出生於一九二九年，五歲前在東京，從那以後到十六歲，在朝鮮生活。十六歲時，當時的京城（現在的漢城）戰爭結束，大約三個月時間，日本的殖民地權力崩潰，從而我經歷了一種任何保護自己的東西都沒有的狀態。然後被塞進貨車運回到日本。在東京時，本應出來學習，但那時的東京全燒光了，什麼也沒有，連吃的東西也沒有。看著現在的東京，也許想像不到吧。我和我的同輩人，縱令誰也不幫助誰，但從要依靠自己一個人生存下去這一點出發，開始考慮問題。
我是在當學生時開始寫文藝評論的。當時的日本也有許多左翼運動，因為自己過著貧窮的生活，所以覺得一定要改變那種狀態，但是，投身在那種運動中也有矛盾。因此，二十歲的我想出來的是「虛點」這一看法。不論是站在革命運動和不幹革命這兩種「實」的哪一都會碰到矛盾。那麼自己站在哪一邊生活為好呢？那便是看作為「實」和「實」之間的「虛」點。我是從數學的「虛數」想到這一詞的。英語將虛數說成imaginary number。因此，虛點是imaginary point。決不是烏有空洞的東西。是想像力或者創造力的故鄉。
其後，我為了生活在報社工作。一九六四年作為特派員去了越南戰場，然而，在西貢我又一次體驗了十六歲時經歷過的凄慘狀況。因而再次思考了這是不是現實這一問題。還思考了所謂非現實的問題。回國以後開始寫小說，大約是三十七八歲的時候最初的小說書名是《對方》。從那之後一直寫小說。我不寫那種很多人稱為「現實」的東西。我認為大家都說是「現實」的東西不是真正的現實，只有在小說中，自己才想寫真正的東西。但是，去年偶然地得到殘雪女士的《蒼老的浮雲》，讀了最初的五行，便感到「明白了」。即認為作者是一個懂得真正現實的人。小說中的時代、地點都沒確定，也並不是那種能夠歸納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是離奇的小說。但我一點兒也不認為異常。
答：我的情況與日野先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我也是到了三十歲以後才開始寫小說。許多人說我的小說看不懂、離奇。但我自已不那樣認為。我的小說中使用的語言，是我三十年來一直反覆說過的語言。只是人們沒注意到罷了其中成為小說的，僅僅是表現了那時為止一直耿耿於懷的事情。
問：您曾經寫過詩嗎？
答：曾經試過，但失敗了。
問：是突然寫小說嗎？
答：詩的形式束縛了我，感到不自由小說能夠自由地表現，所以我趨向於小說，在我最近的小說中，使用的單詞大量減少，變得簡單，重複的東西顯得多了。我在設法從語言之中得到自由，從束縛中擺脫。
問：有道理。我也在逐漸地縮短句子。中文中沒有時態吧。日文中有微妙的時態。最近我也終於能夠擺脫鐘錶的時間，能夠相當任意地、自由地運用過去式和現在式了。
其次，我想寫的是二十歲左右時的事情，但又覺得這樣的題材成不了小說。那時讀過的小說一點也不是我想寫的東兩。六十年代中期，我讀了幾篇小說，感到若是那樣的形式，我寫我想寫的題材不也能成為小說嗎？我曾有過那樣的契機殘。殘雪女士也曾有過那樣的契機嗎？
答：我從小時候起就喜歡看書，看了很多的古典小說。如俄羅斯文學、狄更斯等。關於現代派文學，因為在中國很少翻譯，所以沒有機會接觸。到七十年代末，中國也終於翻譯現代派文學了。但那時我二十七八歲，看了也不太懂。然而，即使不懂也堅持看，大約在三十歲左右，有一天突然有了一種非常親近的感覺，突然理解了。那是一種衝擊性的變故，突然感到倘若那樣，自己也能寫。並且能夠用一種與他們完全不同的方法表現出自我。
問：殘雪女士就是殘雪女士，不是另外的任何誰。您使我想起了貝克特啦。在日本也出了很多翻譯書籍，但真正認為有趣而看的人也許不多。貝克特和殘雪女士都決不使用難理解的語言，也不運用特別的修辭學，更不表現奇怪的東西，表現的是我們日常所見、所知的東西。但我認為，語言出現的場所與普通小說不同。
答：正如您所說。空間完全不同。譯者曾在後記中接觸到那個問題。我自己也曾思考過，為什麼具有獨自的空間呢？我認為我是根據我自身非常原始性的衝動而創作的，必須突破現實的束縛，創造出一個什麼也不依賴的、孤獨的空間。如果說到為什麼一般的小說家和讀者沒有那樣的空間，那僅僅是沒有能夠保持住原本肯定就有的原始性衝動吧？那也就是保持非常強的獨特個性，並將其個性堅持到底的作家少的原因吧。有一些作家很有才能，也寫了一兩篇非常優秀的作品，但中途又寫起了無趣味的平庸的作品。我認為也就是在那種時候，用盡了原始性的衝動。那種衝動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老天給予的才能，是先天的東西。至於說到讀者為什麼不懂得那樣的世界，那是因為眾多的人習慣、喜歡現在所有的一切「現實的」世界，所以即使讓他們看世界的真正、現實的本質，反而沒有熟悉感了。
提到我的作品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這種樣子，我想那多半與我個人的性格有關。我從小時候起，總是與世界作對。大人說「東」，我偏說是「西」。不理解周圍的人為什麼會是那樣。而且，不贊成他們所做的一切。因此，我能採取的方法就是封閉自己，一直都是那樣做的。
問：那與中國所存在的政治狀況有關嗎？或者比喻說，即使在非常穩定的狀況中也是那樣的嗎？
殘雪：也有那種可能性。但不能斷言環境完全沒有給予影響。總之，那隻不過是一個方面。能夠想到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是遺傳（笑）。
我的父母親在三十至五十年代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在性格方面也是個性堅強的人。父親一九三七年入黨，在那以後，曾多次出生入死地為黨而奮鬥。他在敵占區乾地下工作，在非常危險的情況下為黨而努力工作，是對黨無限忠誠、無限純粹的人。他是一個意志超群的人，決定了的事一定要完成。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扣上了「反黨分子」、「右派頭子」的帽子。那時候，另外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悲觀失望，連生存下去的願望也沒有了，但他卻不一樣，每天從勞動教養所一回來就伏在桌前啃厚厚的馬列主義著作。父親在眾多的共產黨員中也是能夠堅持自己觀點的人，他讀了數量很多的馬列主義的書，作了筆記，直到最後都堅持了自己的信念。
那種對事物追究到底的遺傳因子，不是我父親遺傳給我的嗎？（笑）母親也是和父親同樣的人。只是父親與我的不同之點在於，父親追求的全都是面向外部的東西，相反我追求的是面向自己內部的東西。
問：噢，的確是那樣。但是，您的父親也並不是那種「想成為有錢人」、「想得到名聲」，使外在的價值與自己一致的人。因此，似乎也不能單純地說「向外」吧。
答：我想這裡也有中國和日本的不同之處。父親追求的不是金錢等實體東西，是通常說的「理想」，或者說是「虛」的東西。他的追求以失敗而告終。而在我們的時代，我又嘗試著新的追求。在那個年代，在「虛」之中追求了「虛」。我們必須思考不同的東西。
問：在中國的古籍中，我最喜歡的是《楚辭》。在我的長篇小說《宛如砂丘移動》中我使用了《楚辭・九歌》中的一篇《湘君》。我了解得不詳細，是憑直感而說的。但感覺到，即使在中國，也有一種自古就有的非「現實」的，在靈魂的真實中生存過來的地方性遺傳。
答：唷，湖南是一個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