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是藝術家對自己的創作結構（或者說靈魂結構）以及他與讀者的關係進行深入分析的嘗試。具有清醒的創作意識的藝術家，早就知道純藝術之深奧，被大眾誤解之不可避免，作品被曲解是藝術家的命運；他也知道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作品的革命性和未完成性，以及作品內含的那種吸引讀者又排斥讀者的矛盾性（「街頭巷尾的對話幾乎都能成為好的文學作品……作品的美不能缺少某個令人驚訝的成分……他的書非常追求令人吃驚的效果」 ）。藝術家同讀者的這種關係成了他長期以來的心病，他的心漸漸冷下去，似乎對一切都不抱希望了。但在靈魂最隱秘的深處，仍然潛伏著那種最最熱烈的期待。因為這下意識的期待，他不斷創新，在作品中向讀者發出邀請的信息，那邀請一次比一次急切，信息量一次比一次濃密。最後，他一不做二不休，將未完成的作品直接交給讀者，使讀者如果不參與創作就無法閱讀。
文中塑造了一個極為獨特的作家奎因。這個作家不關心公認的歷史，僅僅只關心藝術史（靈魂史），只執著於內心獨特的體驗（時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他的所有的創作都一直處於試驗階段。這個作家的作品通常引起普遍的誤解，是因為它們的深奧內涵同古典作品並不相同，而一般的讀者只看見了作品那古典的外表，沒有覺察到作者在外表之下以全新的形式發展了古典文學的深層結構。
接著文章分析了奎因作品的整體結構和細部結構，甚至畫出了結構圖來說明。使人感興趣的是一個作家的腦子裡怎麼會產生出此種結構的故事，這種作品同那種觀念先行的創作（例如阿伽莎·克里斯蒂）有何本質的不同。這樣的創作的確是十分奇妙的。在故事裡，時間可以無限分岔，寓言套著寓言，就像是創作者為了狂熱地追求「對稱和諧、隨心所欲和喜新厭舊」而捨棄了一切；但這種效果又絕不是刻意追求可以達到的，刻意的追求只會適得其反。不如說，一切都是渾然天成，因為它們是靈魂本身的圖像。作者通過一種神秘的寫作方法使這些圖像從黑暗的處所浮到了表面；而阿伽莎·克里斯蒂的偵探故事則是出於有傑出推理能力的頭腦，其寫作的方式並不神秘。這種作品的閱讀也需要讀者具有一種超出世俗的境界，因為作品提供的是非平面的向內深入的立體圖像。三分法的結構勾出了時間的無限分岔，閱讀必須是能動的，必須加入那種靈魂衝突的描述，否則就會落入二分法的俗套。以《曲徑分岔的花園》為例，其中的結構為：「我」一敵人（死神）一命運。這個故事由於其中濃密的死亡意識而使講述達到了靈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種模仿的方式來讀的話，其結構就變成了：「我」一單純的敵人。整個故事成了一般的偵探小說，因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識。大眾的閱讀往往總是只能達到二分法的模仿，這是藝術家擺不脫的遺憾。當人們將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偵探小說混為一談時，藝術家內心的主張只能用新的作品來再次闡明（離了作品他就難以進行闡明），當然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釋。這種循環使藝術家的悲哀永恆不破。三分法將我們帶入無限廣闊的獨立王國，那種破除了年代順序的交叉閱讀開闊了我們狹小的視野，我們的眼光將變得比偵探的眼光還要敏銳，在死亡遊戲中不斷找到超越的途徑。
然而三分法的結構還不能滿足藝術家要達到永恆的渴望，這種故事容易引起的讀者的誤解也令他不安。於是奎因又發明了兩幕英雄短劇，在短劇中，想像力得到更為自由的馳騁。他在這部傑出的短劇中將講述人和故事、講述人與作者、不同的講述空間與時間之間的界限通通融化，讓原始的慾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請看《阿萊夫》、《薩伊爾》等等）。兩幕短劇由於一幕套著一幕，兩幕就只能同時演出，於是最高貴的與最淫穢的、最具有生命力的與最空靈的便合成了一個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間轉化成同時演進，勢不兩立的對立面變成了統一體內的層次區分，由此產生的激情既邪惡又純凈，簡直令人發瘋。短劇發表後，被人們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作出了解釋，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慘敗。
屢遭誤解的藝術家奮起一搏，又寫下了一部天書似的作品。他要在這部作品中消除讀者與創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以這種閱讀方式激起讀者的創作欲，將讀者變成創作者，而不是滿足於單純的模仿。奎因終於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爾赫斯的續寫——讀者哪怕只有一個，成功也是巨大的。這正是現代藝術的景觀：每一個讀者都是潛在的作者，後人續寫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續寫的作品也同樣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