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若明，其計必成。」你要獲得什麼你就去獎勵什麼。曾國藩雖然是一個文人，但他把湘軍治理成為一支很有戰鬥力的軍隊。方法很簡單，他認為農民出來賣命打仗無外乎是為了升官發財，對想當官的人：打小勝仗當小官，打大勝仗當大官；對想發財的人：打小勝仗發小財，打大勝仗發大財。把打仗的勝負與士兵的升官發財聯繫在一起，這就為這支軍隊注入了活力和生命力。
如果你以為曾國藩就是這樣帶軍，那可大錯特錯了，他如此寬鬆的利誘是以嚴明的軍紀為前提的。曾國藩認為，行軍作戰最忌諱的就是統兵不能服眾，指揮不靈，而士卒則不聽號令，敢於犯上，這樣的軍隊遇上勁敵，自然要作鳥獸散，沒有強悍的戰鬥力。因此，他以「仁禮」、「忠信」為指導，力主「辨等明威」、「尊上而知禮」，即嚴格等級制度，明確上下名分和尊卑貴賤。強調上可治下，下不得犯上，尤其主張治軍要嚴，要做到「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拒，宜更謹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曾國藩認為只有治軍嚴明，「振之兇猛」，使士兵「以敬畏長官為第一義」，才能在戰爭中保證軍令的服從。
如果只有寬而沒有嚴，只有賞而沒有罰，一個組織或國家的安全必然受到威脅。
春秋時期鄭國的公孫喬是當時一位極其有名氣的革新派的政治家。
他在鄭國執政數十年，能注意打擊奴隸主貴族的頑固守舊勢力，表彰「忠儉」，反對「奢侈」，改革田制和兵賦制度，公布刑法條文，限制特權整肅政紀，使得小小的鄭國，國力從此大為增強，國威也由此頗有提高。
子產實行的實際上就是一種「寬猛相濟」的策略。子產的政績，很得封建時代統治者的極力稱讚。
子產在自己臨終前安排後事的時候對兒子子太叔說：「我死以後，必然由你執政。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夠用寬大來使老百姓服從。火性猛烈，百姓看著就害怕，這樣就很少有人死於火；水性看起來較懦弱，百姓因此輕慢而玩弄它，因此到最後淹死的人就非常多，所以為政過於寬大不可取。」
在子產死了之後，子太叔就上台進行執政，不忍心嚴厲而力行寬大。到最後，鄭國盜賊越來越多，經常聚集在蘆葦叢生的沼澤地里作亂。
在這個時候，子太叔就感到很是後悔。「我要是早聽子產的話，就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因此，他發兵圍剿，把盜賊全都給殺了，這樣才使得作亂有所收斂。
子太叔寬在先，使得百姓安全受到威脅，於是嚴格圍剿，又還了百姓一個安寧的環境。如果他事先注意吸取子產的話調和好寬嚴的關係就好了。有的管理者就非常注意知道如何用好兩者的關係。
南宋理宗時，在衢州江山縣有一伙人想佔山為寇，且已商量好了暴動起兵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使人想不到的是，傳遞消息的人被官府抓住了。知州陳塤在詳細了解這些人的情況之後，便打定了主意。
他在此地按兵不動，派人送肉送酒給準備當草寇的人，而且還帶口信說：「你們不好好做良民而做起了草寇，不去耕田而舞刀弄槍。這樣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嗎？如今送些酒肉給你們，希望你們能夠各自珍重。如不聽勸告，本官只有殺無赦了。」
這些準備鬧事的人在得知密謀已泄，官府有了準備之後，便紛紛前去自首。
緊接著，陳塤又下令：凡獻出兵器的自首者全部予以重賞。因此，沒過多久投靠官府的人越來越多。最後，陳塤沒發一兵一卒，就輕鬆而又順利地平息了這場即將發動的暴動。
寬猛相濟不僅要把握好實施的時機問題，在實施對象上也在把握準確。對於該嚴的人要嚴，對於該寬的人也要寬。這才有利於人心的穩定。
還有一個故事。漢代初期，劉邦剛剛平定了天下。
有一天，張良告訴劉邦，有一些人準備謀反，劉邦將信將疑地問張良：「這是怎麼回事呢？」
張良回答道：「自從你當上皇帝之後，封賞的都是你的親友知己，使得很多有功的人感到失望，同時他們又怕你追究小的過失，所以很多人便商量起了謀反的事。」
劉邦心急地問：「那麼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張良反問：「皇上從前最恨的人是誰？」
劉邦說：「是雍齒，我早就想除掉他。」
張良說道：「到了現在，你必須在百官面前立即對他進行封賞，這樣才能夠使得那些惴惴不安的人平靜下來。」
劉邦按其行事，果然，一場潛在的危機平息了。
由上面的這些小故事我們不難看出，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必須學會「暴力」和「懷柔」這兩項手段。
當你看到自己的下屬都是鬆懈無比，絲毫無戰鬥力時，你就必須要採用嚴厲的措施來約束他們的行為，這樣才能增強他們的紀律性與集體榮譽感，正所謂亂世用重典；另一方面，這一政策實行了一個時期，在達到一定效果之後，可以再施行寬鬆的政策給予安撫，要做到一收一放，一松一緊。這樣才能使天下得以太平。
總之，要記住，只有寬恩是不行的，只有嚴威，也是行不通的。要注意張弛有度，寬猛相濟。只有這樣，才能樹立自己的威嚴，讓「給臉不要臉」的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負的，讓「怕你者」覺得你是講原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