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主力集中在蘇州、常州，正準備解放上海，不料接到中央軍委來電，命令他們推遲解放上海。中央軍委在電報中說，在進攻上海前，必須組織部隊學習政策和接管事項。要充分做好佔領城市的精神準備和組織準備工作。只要湯恩伯不走，就應如此。
其實，中央早就對解放上海做了充分的醞釀和籌劃。
早在淮海戰役即將結束的時候，中央召劉伯承、陳毅來到當時黨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他們所關注的不是渡江的問題，而是渡江後如何接管京、滬、杭的問題。毛澤東對陳毅說：「上海解放後，我們想請你擔任上海市市長，不知你有什麼想法。」
陳毅思考了很久，一時沒有明確回答。陳毅的這種態度，是大大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的。在毛澤東的印象中，陳毅是個一向說話辦事乾脆利落，在黨的囑託面前從不退縮的同志。南昌起義在潮汕失敗，部隊瀕臨危境，陳毅面對險境，極力支持朱德，保存並鞏固了部隊，使這支紅軍的主力在井岡山與毛澤東勝利會師。紅軍主力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前，中央要他留在江西堅持鬥爭。陳毅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堅決服從組織的安排，沒有跟隨主力長征，留下來領導南方鬥爭，堅持了三年艱苦的游擊戰。皖南事變後，他又一次臨危受命，擔起新四軍代軍長的重任，和劉少奇一起，力挽狂瀾，發展壯大了華中抗日力量。陳毅是個說話辦事極為爽快之人，這次為什麼一反常態？
毛澤東睜著迷茫的眼睛，望著這個既熟悉又突然覺得陌生的人，靜候他的解釋。
陳毅沉默良久，終於開口說道：「請主席考慮，是不是讓劉、鄧的二野進駐華東、上海，我們三野最好到大西南去。」
陳毅這一說，毛澤東更不理解了。陳毅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呢？陳毅認為，從1947年7月千里挺進大別山後，二野犧牲自己局部的利益，調動和吸引了蔣軍南線全部兵力160多個旅中的90個旅，在大別山進行了極為艱苦的無後方作戰，不斷消滅敵人，二野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二野的犧牲，為三野更多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淮海戰役中，二野在嚴重缺乏重武器的情況下，擔負起關鍵性的嚴酷的戰鬥重任。二野和三野始終如親兄弟一樣，密切配合，協同作戰。陳毅對劉、鄧的感情，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同志感情。上海畢竟是大城市，各方面條件比較好。這次，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由他擔任上海市長，他首先想到的是讓二野去大上海，這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將陳毅的意思告訴劉伯承後，劉伯承說：「我已和小平交換過意見，我們對西南更為熟悉。三野的前身是新四軍，他們來自華東，文化人比較多，留駐華東對全局更為有利。」劉伯承說得十分中肯有理。
黨中央進駐北京後，毛澤東就陳毅任上海市長一事，徵求過民主人士黃炎培、陳叔通等人的意見。他們對陳毅早有耳聞。1939年，陳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脫手斬得小樓蘭」的詩篇就已廣為流傳；1945年，柳亞子先生曾賦詩讚陳毅曰：「兼資文武此全才。」所以，當毛澤東徵求他們的意見時，他們拍案叫好，異口同聲地說：「此儒將出任上海市長，穩得住華東局面！」
陳毅雖然極力想「孔融讓梨」，「梨子」卻沒有讓掉，只好服從中央命令，接過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擔。
市長問題解決後，中央開始了一系列的組織準備工作。這些準備工作看起來非常煩瑣，但對解放上海、接管上海是很有意義的。
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毛澤東便召集了一個座談會。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華東局新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華東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
華東局委員成員是：鄧小平、劉伯承、饒漱石、陳毅、康生、張鼎丞、曾山、張雲逸、譚震林、粟裕、張際春、宋任窮、陳賡、劉曉、劉長勝、曾鏡冰、舒同共17人。
華東局管轄範圍是：上海、南京、杭州、蕪湖、鎮江、無錫、蘇州、武進、南通、寧波等市，地跨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
在這次會議上，同時還明確了上海市未來的領導機構：
中共上海市委：由饒漱石、陳毅、劉曉、劉長勝、曾山、劉少文、陳賡、潘漢年、宋時輪、郭化若、李士英共11位委員組成。前5人為常務，饒漱石為書記。
上海市政府：市長陳毅，副市長曾山、潘漢年以及一位非黨人士。
中央原定的渡江戰役時間是2個月。誰知人民解放軍一夜強渡長江，3天後解放了南京，使解放上海的計畫提前了2個月。對於共產黨來說，這是好事，但也由於準備不足而顯得倉促。1949年初，中共華東局為解放上海，準備了由5000名幹部組成的接管大隊，渡江戰役開始後便從山東的益都（今青州）出發，沿著津浦路南下。當時鐵路沒有通車，他們一路行軍，在行軍途中學習中共中央關於接管城市的政策。4月30日，這些20來歲的青年男女學生和部隊基層幹部到達鎮江時還是5000人，而在到達丹陽時隊伍已壯大到9000人。可是，陳毅說，要接管上海，必須要有2.5萬人的接管幹部才行。
上海當時有人口600萬，產業工人70萬，店員20萬，工廠1.2萬家，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二分之一。商店6萬餘家，貿易額佔全國一半。上海每天要供應400萬斤糧食，燒煤20萬噸。
這時的上海基本上是一座空城，糧食、煤及生活用品都十分匱乏。一旦解放上海，以上問題很難處理好。如果出現停水停電、工商業混亂、商店倒閉、工廠停工……上海這座工業化大城市將頃刻之間成為一座「廢城」。
更重要的是，這些體現中國共產黨具體形象的部隊和地方幹部，在素質上迫切需要提高。渡江前，在曲阜、徐州、蘇北已對指戰員和地方幹部進行過指導和訓練。但渡江後，不盡如人意的事還是頻頻發生。
第一件事發生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清晨。西康路美國大使館的院門突然被一群解放軍士兵沖開了，他們直接衝到司徒雷登大使的住宅。正在呼呼大睡的司徒雷登睜開眼睛，看到一群解放軍士兵，嚇得驚慌失措。他在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描述說：「最先進來的人講話嗓高聲粗、怒氣沖沖。隨後的人較為有禮，說他們上來看看。他們在卧室里轉了幾圈，檢查了屋裡的物什，並表示這裡的一切最後將物歸原主，屬於人民。他們盤問了傅涇波先生，不過沒有搜查他的房間。他們拒絕讓安德堡進入大使卧室，用槍逼迫他返回自己的房間。士兵們搜查了安德堡的房間，並查問他的國籍。此後又檢查了別的房間。」
此事發生後，華東外事處處長黃華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第二件事發生在進駐南京的解放軍某部。他們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髮店、電影院免費招待五天。
第三件事發生在解放軍某部的一位教導員身上。與群眾聯歡時，在別人的要求下，他提筆給人家簽名，一邊簽，一邊隨口說了幾句感想。事後，他很快就忘卻了。可是三天後，一家小報上刊登消息說，共產黨教導員某某對國際國內形勢發表講話，還配發了一張半身照片。此事被一位高級首長知道後，大發雷霆：「一個小小的教導員，有什麼資格對外發表講話？查！」
組織上「按圖索驥」，很快查到了這位教導員。當他看到那份報紙和照片後，哭笑不得，不由跺腳大罵：「造謠，造謠！我不是這樣說的，我只說了兩句半話，報上登了半個版，這些人太可恥了！」
常州解放當天，有個幹部看到街上有不少叫花子，激動地說：「老子打天下，就是為了解放窮人！馬上開倉濟貧！」結果，叫花子沒拿到一粒米，糧食被那些商人挑走了不少，壞人乘機造謠搗蛋。
無錫解放的第三天，有個幹部擅自盲目地給工人加工資，工人高興，資本家卻棄家出走了。
解放軍指戰員大部分來自北方鄉村，在他們看來，只有地主才住得起瓦房，吃得起紅燒肉。還有，上海、南京人早上吃大餅油條，男的穿西服，女的燙髮塗口紅，他們都看不慣。在北方農村的一次控訴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一個農民說：「蔣介石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天天吃的是煎餅包大蔥！」一個老漢說：「蔣介石吃煎餅包大蔥時還蘸醬呢！」在他們看來，吃著煎餅包大蔥再蘸醬，就是天下最好的日子了。
顯然，不能用吃紅燒肉、塗口紅的標準來看待和處理階級關係，尤其不能用來區別地主、貧農、資本家和工人。
上海是近百年來的國際大都市，是冒險家的樂園，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窩巢，形形色色的人應有盡有。如果部隊沒有經驗，是很難在上海立足的。這一點，黨中央和毛澤東十分清楚。毛澤東認為，部隊從農村進入城市，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區域遷移問題。要讓昨天還在浴血奮戰的軍人突然脫下軍裝，穿上便衣，走進大上海做官，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