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全中國人民徹夜無眠。這在華夏民族千百年歷史上絕無僅有。儘管後來發生的樁樁件件，證明它其實是個凶兆，但我們還是願意記住這一時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國駐華大使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先生掏出懷錶，時間已經指向凌晨1點35分。他懷著樂觀而自豪的心情棄車徒步，走在重慶渝中區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涼而瀰漫著火藥味的空氣，心裡下意識地將日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駐陪都重慶的各國使節幾乎就沒能好好睡過一個囫圇覺。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達《詔書》，連續幾天滿世界文電交馳，可把赫爾利忙壞了。先是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約定同時在重慶、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公布各項規定，美國貝爾納斯國務卿代表四國經瑞士向日本照會「日軍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具體指示正式投降步驟。緊接著，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統帥名義向東京廣播，並建立無線電通信聯繫，命令日軍「立即停止開火」，隨之盟軍在所有戰場也奉命停火。
華盛頓時間8月14日19時，美國總統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接受日軍的無條件投降。與此同時，英國倫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禮的講話，莫斯科廣播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講話，重慶廣播總裁蔣介石的講話。
重慶時間8月15日7時整，世界範圍內正式發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的公告。當天的正午時光，全球無線電信號都在傳播裕仁天皇有氣無力地宣讀無條件投降「敕令」的聲音。
興奮了大半夜的赫爾利疲憊地回到住處，習慣性地喝了杯白蘭地，更加沒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間里來回踱步，牛皮靴踏響木質樓板，發出嘭嘭的聲音，像是前線勝利的炮聲，又像街頭山響的歡慶鼓點。赫爾利推開花格玻璃窗欞，深不可測的夜空撲面而來，整個山城的狂歡還隱約可聞，一種從未有過的歷史感襲上心頭。他返身打開那本厚厚的羊皮筆記，熱切期望記下點兒什麼。
其時，陪都重慶政府與遠在西北的紅色延安相比，顯然帶著不加掩飾的自負。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會公布之後，平民百姓們普天同慶的鞭炮和鑼鼓絲毫沒有差別。赫爾利目睹了長街上的張燈結綵，看到中國官員、兵士夾雜在商販船夫之間，長袍馬褂和西裝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於色，連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紳大賈們，也在那裡忘情地手舞足蹈。人們眼裡光芒四射，眉目之間猶如塗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於歡樂的海洋，赫爾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訪問延安時那樣，他在中國東道主面前又心血來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練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燒著，狂熱地扭動著身軀，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聲歡叫。不論作為前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還是作為新任的美國駐華使節，此刻的赫爾利對「解決中國問題」更加抱有一份堅定的信念。他覺得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馬歇爾和魏德邁等人之處，而這份美好感覺早在去年初冬他抵達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靈活現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在秘書史密斯的陪同下，飛機有驚無險降落在延安一塊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黃色煙塵瀰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於赫爾利沒有看清究竟是誰在迎接自己。而被稱作「迪克西使團」的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來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給周恩來通報時竟有些含糊其辭。等到那架帶有明顯標誌的美軍軍用飛機嗡嗡鳴叫著出現在黃土高坡上空時，周恩來問包瑞德貴賓是誰，包還攤開雙手一臉茫然。幸虧周恩來處事周密。當赫爾利從機艙出口探出頭來，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邊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首腦集體風塵僕僕的身影。他們一起擠進那輛被當作救護車用的破舊汽車，動靜響亮地駛向「迪克西使團」駐地。
大家初次見面，寒暄過後都沒有什麼話可說。包瑞德上校雖是個中國通，可作為一名校級軍官，礙於不太熟悉的赫爾利將軍在場，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辭令的言語。顛顛簸簸的車裡出現短暫的寂靜。正在難耐的時刻，冷不丁有頭騾子擋在車前。駕駛員小趙急忙剎車，車裡的主賓前仰後合。小趙滿頭大汗地找了根樹枝上去驅趕騾子，誰知那頭牲口倔得很，左趕右趕就是不給面子。急性子的赫爾利有點憋不住了，就在車裡打著手勢嚷嚷道：「再打，再打，使點勁，打那一邊……」
毛澤東笑了，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慢條斯理地說：「想不到赫爾利將軍趕騾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輕時當過牛仔，對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爾利顯出點孩子氣。
「哦——」毛澤東好像有了興緻，「我也曾放過羊呢。你看我們這些山坡，現在光禿禿的，開春了，朝陽的地方有點雨水就會長草，羊不愁吃的。」
赫爾利順著毛澤東的手指伸長脖子，目光投向不遠處的溝溝坎坎。
周恩來接上話茬：「這裡的山溝是聽從老天爺安排的，下大雨就漲滿水，有時候還會發山洪，不下雨就又乾枯了。」
赫爾利滔滔不絕起來：「……在美國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馬，可以通過魚兒翻騰的渾水，來判斷什麼時候魚群會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總算逮著機會，翻譯過程中大肆發揮，空氣由此活泛開了，直到「迪克西使團」駐地，大家輕鬆愉快地喝茶，繼續談天說地。
毛澤東及中共領導集團給赫爾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這樣一點點地擴展開來。它甚至讓赫爾利對成功把握中共這支紅色力量，一度抱有一絲絲說不清楚的自信。一年來，美國朝野在對華援助問題上，鑒於國民黨軍隊抗日業績每況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來越多的抱怨與不滿，而中共敵後武裝與美國空軍配合抗戰這樣的好消息卻在與日俱增。各方面情報都表明，那個終日穿著灰粗布上裝、曾經放過羊的中共高級指揮者，手臂揮舞之間的力量越來越不可小覷，需要美國外交官們格外關注，「扶蔣容共」在一段時間內，甚至成為赫爾利秘而不宣的指導思想。然而，就在這個波詭雲譎的年頭歲尾，形勢很快出現「頗難逆料」的轉折。
距赫爾利延安之行也就兩個月，1945年1月11日，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海濱雅爾塔皇宮，美國總統羅斯福竟和英國總統丘吉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無視中國意願、摒棄中國首腦在場的情況下，秘密簽訂了包括以下三項內容的《雅爾塔協定》：一、史屬中國領土的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割讓給蘇聯；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蘇聯在港有優越權，並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三、通往大連的中東和南滿鐵路由蘇、中共同經營，並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
此外，當然還包括外蒙獨立等一系列有損中國利益的內容。如不答應，斯大林就拒絕出兵東北。蔣介石幻想中的鐵杆朋友羅斯福，關鍵時刻還是出賣了盟友，他除了「震驚」和「痛憤」之外，無計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爾利的影子，無論個人感覺如何，他的原則永遠不會改變——為了美國人的利益而戰。
這是個無理可講的強權世界。美、蘇兩國的談判桌上，同為戰勝國盟友的中國政治局勢，竟然成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赫爾利心裡早有底數，連小小的《中央日報》副主筆胡秋原，都敢於面對他的威嚴拍著桌子吼叫：「我有權為中國的事，對一個自稱為中國盟友的美國代表講中國人的意見……」並寫出《參議院胡秋原對中蘇談判之聲明》，可想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不可能存在半點兒猶疑。剩下的就是蘇聯人與美國人的利害權衡與利益抉擇了。蘇聯人希望出兵打敗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願，可他們偏以損害中國利益為要挾，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美國人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中國，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蔣介石自然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順理成章地由「扶蔣容共」走向了「扶蔣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公開發表講話，聲稱鼎力支持蔣介石政權，表明美國決不會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態度，因為「只要仍有強有力地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政黨和軍閥，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統一」。此前，他還電告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國民黨統治，獲得「對中國的一黨專制」。這當然也是羅斯福的態度。在蔣介石醉心於暮春重慶黃山官邸的景緻而「深感欣慰」時，延安則斷然宣布：不許美國觀察組派員再到前方，特別不准他們進入中共根據地。新華社的評論也明確指出，赫爾利和蔣介石上演雙簧，「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
在美國人明確表態的同時，斯大林也痛下了決心。這從蘇聯突然更換駐華大使可以見出端倪，形勢發展之快超出了蔣介石警惕範圍。本來，老蔣始終堅信：「只要美國不為中共聲援或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