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在南京簽訂。
晚上，國際聯歡社舉行了慶祝「中美商約」簽字的招待酒會。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司徒雷登大使和美國商務部施麥斯在出席了簽字儀式後，又趕來參加招待酒會。
外國駐華使節和國民政府要員也出席了酒會。
「中美商約」共30條68款，該條約主要內容有：美國商品在中國的徵稅、銷售、分配或使用，享有與中國商品同樣的待遇。美國向中國出口或從中國進口商品，不受任何限制。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若遇「任何危難」，美國船舶（包括軍艦）可以進入中國對外國商務或航業不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
「中美商約」的簽訂，使中國在經濟上成為美國的專用市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各種原料、製成業品的稅款數目享受中國國民待遇。這就中國政府失去了關稅保護權，失去了國家極其重要的主權。與此同時，政府又批准陳納德的空運公司在中國經營空運事業，美國公民可在中國全境任意居住、傳教、設學校和經商，美國船舶可以自由出入於中國港口，不交過境稅。美國人李度還擔任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掌握中國海關全權，這和清代以來由英國人掌權是一樣的。
難怪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使節得知「中美商約」簽字後，紛紛表示要加強與國民黨政府的溝通，爭取享有與「中美商約」共同的權力。
在光怪陸離搖曳的燈光和歡快的舞曲中，來賓們盡興地喝著，跳著。
晚8點，蔣介石偕宋美齡也來參加酒會。
宋美齡捧著酒杯，面帶笑容，來到司徒雷登面前表示祝賀，並主動邀請他跳一曲。
司徒雷登剛答謝說自己不會跳，宋美齡就被從上海趕來的吉倫將軍連請帶拉的乘虛而入，搶走了。
蔣介石來到馬歇爾面前說：「今天是令人高興的日子，感謝美國政府，也感謝馬歇爾將軍。」對於「中美商約」，雖然外交部和商務部也曾有些微詞，他們認為完全還可以增加一些約束條款保護中國民族經濟。但是，被蔣介石罵了個狗血噴頭。蔣認為，他們都沒有戰略頭腦，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宣傳攻勢和頗具實力的武裝面前，只有與強大的美國建立牢靠的聯盟，才能儘快消滅中共武裝，戰爭才穩操勝券。
始終處於矛盾心態的馬歇爾知道，「中美商約」是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但在這個「國大」即將召開，國共兩黨矛盾尖銳的節骨眼上簽字，對於實現他的調處使命又是機不逢時的。他舉起酒杯，與蔣介石碰了一下：「為中美友誼乾杯。」
馬歇爾還想再說點什麼，蔣介石打斷他的話說：「『中美航空協約』，『海軍協約』政府正在審視，不久，余也要簽字。與盟國的友誼，是牢不可破，源源不斷的！」
蔣介石的話是有根據的，在「國大」召開不久的1946年12月8日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海軍協定》，12月20日，簽定了《中美航空協定》，次年7月3日又簽定了《中美雙邊協定》。12月14日，聯合國會議宣布會員國在未經駐在國的公開同意應撤退所有駐外軍隊，蔣介石卻在20日簽發了政府指令：……美國駐華武裝部隊系由中國政府之同意而駐紮……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行政院長張群。
馬歇爾被盛情相邀的宋美齡拉下舞池，跳起歡快舞曲。
針對「中美商約」的簽定，中共上海發言人陳家康指出：4日簽訂的中美商約，乃不平等條約廢除後首次簽訂的最不平等條約。因為美國在經濟上占絕對優勢，而中國在經濟上占絕對劣勢。他又指出：此約一簽，政府將以出賣中國主權換得更多的借款與投資，加強統治和擴大內戰。
重慶《新華日報》全文發表了陳家康的講話，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評蔣美商約》社論，不承認蔣介石的賣國條約。解放日報社論指出：此商約是「為袁世凱、汪精衛不敢作的。……比汪精衛在日汪密約中所承認的還多。」延安青年及各屆人士的代表，提出建議把11月4日定為國恥紀念日。
11月6日，周恩來接到毛澤東要他回延安的電報，他當即電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露美蔣的欺騙，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幾天再回延安。
應對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周恩來、董必武在積極做第三方面工作，揭露美蔣相互勾結，賣國內戰陰謀的同時，積極開展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戰、策反工作，布置在國統區的武裝反抗鬥爭。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凡有可能建立公開游擊根據地的應即建立；凡條件未成熟的地區，採取隱蔽待機的指示，南京局廣東區黨委迅速作出恢複武裝鬥爭的決定，隨後派出大批幹部回內地，加強黨的領導，充實和擴大原隱蔽的武裝力量，恢複和發展游擊戰爭。閩粵邊工委結合本區情況，提出「穩紮穩打，能進能退」的游擊戰略。
雲南省工委在此前後派出多批黨員和積極分子到農村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建立武裝據點，到1947年發展到18個縣，他們還派人打入國民黨基層政權，掌握武裝和開展敵軍工作。
廣西省工委派出大批黨員到農村開展反「三征」鬥爭和建立武裝據點，1947年夏秋之季，全省有20個縣舉行武裝起義。湖南省工委也於1947年開始在湘潭縣建立武工隊。
一直堅持武裝鬥爭的瓊崖特委，初步建立了以五指山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
中共安（安順）紫（紫雲）邊區領導小組（屬貴州省，但此時貴州無省級黨組織）於1947年建立了工農革命游擊大隊。這期間，周恩來、董必武還加強了對中共秘密黨員、民主黨派和其他社會關係聯繫的進步力量的聯絡，密切掌握國民黨的動態，進一步開展策反工作，並從國民黨內部了解大量的機密情報。
國民黨軍隊的一些反戰將領因看破內戰的前途，通過各種關係秘密與中共主動取得聯繫。11月初，周恩來收到李濟琛關於隴海線及徐州附近國民黨非嫡系部隊有關的情報後，立即報告中共中央，派出專人開展對張嵐峰、吳化文、孫殿英、孫良誠、馮治安等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爭取工作，建議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張雲逸等加強對這些部隊的工作。
8日，董必武電告山東野戰軍司令部陳毅、張雲逸、黎玉：韓練成部已從華南調山東，不願內戰，請派人與之聯繫。17日，周恩來、董必武又致電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孫良誠部移防後已派人來接洽。吳化文、張嵐峰部擬與孫部一致行動，請加緊配合上述三部的工作。以後，又根據了解的情況，致電劉伯承、鄧小平，請派員去商邱做西北軍舊部的工作。次年2月，韓練成在萊蕪戰役中秘密起義。
為了做好代表團撤離南京後，南京與延安的電訊聯繫，根據周恩來、董必武的安排，負責代表團電訊工作的童小鵬通過可靠關係，親自在南京城內建立了3處秘密電台。一處是由報務員劉昌文和譯電員魯非負責，地址在白下路附近，房子是通過延安電影攝影師程默的叔父租下的。這兩位年輕的同志正在熱戀中，經組織批准就在這裡結婚了。第二處設在珠江路，由報務員楊家德和譯電員林澤敏夫婦負責。第三處秘密電台是利用國民黨空軍電台的一個進步青年的關係設立在中華門剪子巷，由蘇北調來的報務員兼譯電員的王家瑞獨立工作。由於周恩來返延安後，代表團的電台一直工作，這3處電台沒有正式啟用，但在代表團工作人員全部撤退南京後，都交給了南京地下工作的負責人，後來有的留在南京，有的到了香港。
與此同時，周恩來利用國民黨還不敢公開與中共決裂的時機，與冀魯豫黃委會委員趙明甫去聯總駐南京辦事機關，與塔德處多次洽談，爭取黃河復堤工程的經費和物資，催促行總撥款、撥糧和歸還搶走的物資。
一天上午，一個自稱中央大學的女學生冒險闖進了梅園新村，執意要找鄧穎超。
原來她是在鄧穎超重慶時聯繫的地下黨員胡潤如。
1938年，17歲的胡潤如在湖南桃源縣入黨。黨組織分配她和女同學王品素、王華冰一起到國民黨20集團軍的婦女宣傳隊工作。1940年，她們又來到重慶在國民黨軍政部婦女工作隊。這樣，組織關係就轉到南方局，由鄧穎超和張曉梅與她們聯繫。
皖南事變後，由於形勢緊張，鄧穎超通知她們立即分散隱蔽。後來，又對她們說：「你們還年輕，上學去吧。」胡潤如考上江津縣白沙女師學院附中，王品素考上音樂學院附中。上學期間，胡潤如仍在重慶紅岩、曾家岩，由鄧穎超聯繫。鄧穎超愛憐地說「小鬍子，以後要變成大鬍子了，今後不要依賴別人。要獨立作戰，學好功課，廣交朋友，做好群眾工作。不要經常回『家」』。
在重慶，鄧穎超給她講形勢，講任務，對她十分親切，生活上也很關心。胡潤如是公費上學，雖然吃飯有了著落，但穿衣很困難。鄧穎超把她從延安帶來的手紡毛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