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局開始急驟惡化之時，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來了一個瘦高個、戴眼鏡、背著照相機的外國人。
這位身材健壯年輕的外國人就是美國《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李勃曼。他這次來訪的目的，是為了專門採訪富有傳奇色彩的中共代表團主要領導人、首席代表周恩來的。
周恩來深知，在和平談判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候，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積極爭取國際友人對我黨的同情和支持，對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為此，周恩來十分重視這次採訪，專門從緊張的談判與繁忙的事務中抽時間，接受了李勃曼的採訪。
從8月下旬到9月上旬，應李勃曼的要求，周恩來在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分二次向他談了個人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為遵守黨的紀律，在談話中，周恩來請章文晉擔任翻譯，外事組的工作人員吳青作記錄。
談話從周恩來怎樣走上革命道路開始的。周恩來說：「我從事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後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向李勃曼講述了他的童年，赴東北、南開大學、東渡日本、參加五四運動、旅歐留學等經歷。他說：五四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思想，當時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啟蒙書《共產黨宣言》、考茨基寫的《階級爭鬥》等著作對我世界觀的轉變影響很大。
接著，他談到了1920年1月在天津的第一次被捕、1920年至1924年為尋找真理到歐洲的勤工儉學、1924年夏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前後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2年在江西蘇區的歲月以及紅軍的萬里長征、西安事變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等。
周恩來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使李勃曼聽得如痴如醉。李勃曼有時甚至連自己的身份都忘記了，只顧催周恩來講話，而不作記錄。章文晉、吳青雖然對周恩來很熟悉了，但也很少聽到他介紹自己過去的經歷。
南京，舊時素有「火爐」之稱。
9月份的天氣，依然悶熱，當地人戲稱這種天氣是「秋老虎」。為了避開干擾和談話方便，周恩來偕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章文晉、吳青、吳展等同志，與李勃曼前往靈谷寺，進行了第三次交談。
靈谷寺，位於南京鐘山東南麓，孫中山陵寢的東側。靈谷寺原址在鐘山西麓獨龍阜上，始建於南朝梁代，因埋藏名僧寶志大師遺骨法函所建，同時建有志公塔，明初改稱蔣山寺。洪武年間，朱元璋看中了蔣山寺的獨特風水，下令把蔣山寺及志公塔遷到現址，而在蔣山寺原址修建了明孝陵。現靈谷寺為清同治六年所修。這裡松濤雲海，山巒隱現，令人心曠神怡。金陵文脈綿長，古碑遺址俯拾皆是，其中最具有傳奇色彩的當屬鑲嵌在靈谷寺志公塔正面的「三絕碑」，可惜這塊碑上的內容已經漫漶不清。三絕碑始刻於唐代，是為了紀念志公和尚所建。志公是濟公和尚的原形。據史書記載，篤信佛教的梁武帝特別崇拜這位瘋瘋癲癲的志公和尚，尊稱他為國師。志公死後，梁武帝特地出資在獨龍阜玩珠峰下建佛塔。與志公同時代的著名畫家張僧繇特地為他畫了一幅全身像。
「所謂『三絕』」，周恩來邊走邊說：「名間傳說，一是唐代畫聖吳道子根據張僧繇的畫臨摹的志公像，吳道子的畫線條流暢，體態飄逸，深得『吳帶當風』的神韻。詩仙李白當年游至金陵見此畫後，頓發思古幽情，信筆寫下了40個字的畫贊一篇，又過了數年，大書法家顏真卿任升州（南京）刺史見李白畫贊後連連稱妙，於是以正楷重謄，並刻在碑中志公像的上方。『李贊顏書』就是三絕碑中的第二、第三絕。」
周恩來如數家珍地又說，可我看，三絕碑的內容並不止這些，你們看，分列在志公像左右兩側的還有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題寫的《寶公菩薩十二歌》，而碑最上面的「凈土指南」四個字，則是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時書寫的，因而從書法造詣和作者身份來說，後來的兩處補刻也稱得上二絕了，因此三絕碑當為五絕碑。
對三絕碑古人也是有描寫的。清末名士甘熙曾親撫其碑，並留詩曰「有碑屹立古殿北，巋然三絕追李唐」，按時間推算，當時碑上已是「五絕」俱成，為什麼甘熙詩中稱三絕呢？原來這和三絕碑數次毀刻有關。最初刻有唐代三大家真跡的原碑保存時間是最長的，一直到宋末元初才被戰火毀壞。元代時重刻並增趙孟頫《寶公菩薩十二歌》，此後明人筆記中就稱作「四絕碑」了，於是隨著碑的被毀和重修，人們都習慣稱為「三絕碑」了。
濃郁松林間，一張鋪有白布的桌子正中，坐著的是李勃曼。而系著領帶、身著西服背帶褲的周恩來，卻坐在桌子的右側一角。周恩來那謙虛、以禮相待的外交風格，使談話的氣氛十分和諧、友好。章文晉、吳青、吳展等坐在圓桌的四周。在闡述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時，周恩來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根源的。鴉片戰爭以來，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政治危機，是造成中國經濟落後，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他在分析了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弊病和失敗的原因後，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
周恩來還根據國民黨每一時期包括的階級成份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把國民黨的歷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即辛亥革命以前的興中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的國民黨、中華革命黨；1924年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抗戰開始到現在，以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上層軍人階級為代表利益的國民黨。
周恩來說，國民黨發展的前3個時期，應該講都是革命的黨，後兩個時期由於階級成份和它所代表階級利益的變化，就走上了它反面，違背了孫中山先生建黨的初衷。
接著，周恩來在回顧1924年他回國以來個人的鬥爭經歷後，重點回顧了1944年5月以來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他指出：史迪威與赫爾利政策的差別，就是史迪威主張平等的援助一切抗日軍隊，他是執行羅斯福政策的，赫爾利的主張卻是要經過蔣介石來援華，因蔣介石反對，赫爾利放棄了自己的聯合政府主張，公然站到蔣介石方面反共。於是，赫爾利的帝國主義面目暴露了。
周恩來在回顧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相互支持和友誼的同時，以措辭嚴厲的言詞批評了美國政府援蔣內戰政策。他說：馬歇爾直率、樸素、冷靜，與史迪威相似，但在1946年3月東北問題產生以後，我們雙方意見常有距離，他對蘇聯有猜疑，往往把蘇聯牽涉到各種問題上去，加上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使我們和馬歇爾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但是，我們與馬歇爾個人關係很好，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周恩來透徹的分析、獨到的見解、敏銳的判斷，不僅再次折服了在場的中共代表團成員，而且也令李勃曼敬佩不已。李勃曼從周恩來身上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遠大抱負，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勝利一定會屬於人民，屬於中國共產黨。